历史价值与历史评价
历史虚无主义的否定历史的连续性,把历史看成是一个可以分割的片断并对片断作出符合自己当下需要的评价。事实上,历史事件既是在一个同时态的情境中发生的,也构成了历时态长链的一环;只有在这种纵横关联中,我们才能确定一个历史事件的意义和价值。这种意义和价值不是“古为今用”意义上的工具价值,而是目的性的,指向历史活动本身。而古为今用、鉴往知来曾经是绝大多数史学家研究历史的目的,至今仍然是历史的主要功能之一。以古证今者有之,以古鉴今者有之,以古喻今者有之,以古启今者有之,以古讽今者也有之。历史知识成为获取现实之果的大网,往昔的成败是今日成败的直接参照。这种做法,曾经出现在西方史学的古典时代,尤其成为中国古代史学传统中一条被加重加粗的脉络。司马迁、班固、刘知几、司马光、王夫之、顾炎武、章学诚等人就是坚定的“古为今用派”。但是仅仅侧重于“今”还是不够的。生活在今天的史学家,作为历史评价的主体,需要摒除的是简单化的借鉴意识,需要培养的是深沉的珍惜历史的意识。这里,有必要澄清历史本身的价值和我们对历史的评价之间的关系。
受历史虚无主义思潮的影响,我国部分学者对历史价值和历史评价的关系问题存在认识上的偏差,他们认为历史本身无所谓价值,只有在现代人的评价中历史才有意义。而历史评价只能以当下的社会现实和时代的要求为标准。因为历史评价需要回答同时代人的难题,回答他们的困惑、焦虑和渴望。人们之所以要不断努力去认识历史,并不是要去穷尽所有细节,而是力图去追随、去认识不断变化着的现实。我们的现实来自历史,而历史本身又恰是现实的不断累积,现实的不断变化把历史总体的各个方面、各个层次,把历史对现实的各种制约和影响逐渐显示出来。变化着的现实之所以要求人们不断重新认识和评价历史,原因概在于此。乍一看,这样的立场不无道理,事实上在史学研究中,史学家的现代意识确实会影响到研究对象的选择和资料取舍,这种选择和取舍使史学家获得一个广泛而鲜活的现实文化基点。只要这种自主性是以尊重历史为基础的,而非一味迎合现实需要,那么它还不至于瓦解历史。但仔细分析,以今天的需要和条件来评价历史往往有失公允,也不免偏颇。一个具体历史事件的是非对错,是否应该发生,应该由谁负责,只能根据这个事件当时多方面的关联和在更大坐标轴中的位置来确认。在这个问题上既不能跟着感觉走,也不能是今人的想当然,而应当有一个客观的价值标准。
历史虚无主义提出否定革命、“告别革命”的主张,认为革命只起破坏性作用,没有任何建设性意义,把一切革命斗争说成是“疯狂和幼稚”。为了否定近代史上的革命斗争,一些人还故意把革命与现代化对立起来,宣称要用“现代化史观”代替“革命史观”。而经过这样所谓“范式”的转换,近代史上的改革和革命便成了制造社会动荡、破坏经济发展、阻碍社会进步的消极力量。这些主张的最大错误就是割裂了历史的连续性。按照这种片断的历史观,我们就无法肯定中国共产党早年马克思主义传播中的革命成分及所具有的合理价值。事实上,在早年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李大钊先生曾十分强调“大同团结”的重要性,他在一开始介绍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学说的同时,特别着重宣传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他以“互助”“协合”“友谊”“人道”“改造人类精神”作为改造社会组织的互补剂和双行道,使社会主义革命和斗争具有某种伦理性质,并且将这种双行和互补建立在下层人民的劳动基础上。阶级斗争与劳动基础上的互助合作相结合,这才是李大钊所理解和宣传的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又是与十月革命和列宁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中国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也确实是把这三者相提并论的。他们所欢迎、接受、传播、信仰的马克思主义实际上是没有一个所谓的理论准备阶段的。这与俄国曾经经过普列汉诺夫等人的多年介绍、翻译、研究、宣传马克思主义的情况是很不相同的。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一开始就是作为指导当前行动的直接指南而被接受、理解和运用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初所展现的便是这种革命的实践品格。
今天的学者已经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马克思主义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的领域也相当广泛,但由于当时中国的资本主义刚刚起步,无产阶级的力量非常薄弱,连可以进行宣传鼓动的厂矿企业都少得可怜,虽然李大钊、陈独秀等人介绍马克思主义时都介绍剩余价值学说,但仔细阅读当时的文献就能发现,他们介绍的重点,真正进入接受者头脑和心灵并直接影响其行动的,更多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尤其是阶级斗争学说。而李大钊、陈独秀所接受的唯物史观与阶级斗争学说又与列宁坚决反对第二国际的议会道路直接联系在一起。不走社会民主党的和平道路,而走俄国布尔什维克的暴力革命道路,成为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对中国现实斗争道路的自然又必然的选择。而这也决定了他们所接受和理解的唯物史观总是与激烈的阶级斗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用李大钊的话来说,马克思关于过去(历史观)、现在(经济学)、未来(社会主义)的理论,都由阶级斗争这一条金线联络起来。[77]总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主要是以其唯物史观中的阶级斗争学说为主要内容的,它也是这样被许多中国知识分子接受、理解和奉行的。“阶级斗争,一些阶级胜利了,一些阶级消灭了。这就是历史,这就是几千年的文明史。拿这个观点解释历史的就叫做历史唯物主义,站在这个观点的反面的是历史的唯心主义。”[78]这样斩钉截铁的论断如果与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联系起来思考,就不会觉得是空穴来风了。我们应当正视这样的历史事实。这些话虽然不能充分概括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甚至毛泽东本人对唯物史观的全部看法,因为阶级斗争并不直接等于唯物史观,唯物史观也远不只是阶级斗争,但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一个重要的基本内容,数十年来对中国的革命知识分子来说确实具有关键性的意义。共产主义作为唯物史观的未来图景,提供的只是革命的理想和信念,阶级斗争作为唯物史观的现实描述,才既是革命的依据,又是革命的手段和途径,于是它就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根本的理论学说和观念。
中国共产党正是在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背景下建立的。紧张的政治局势和严峻的民族救亡斗争使得早年的中国共产党人在主客观上很少能有足够的条件来进行深入的理论思考,只能把主要的时间和精力,集中在必要的斗争实践中。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和革命性在当时的具体体现。在日益紧张的社会斗争和阶级斗争中,在日益加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对革命状况和政治斗争的分析论证,具有比其他理论学说更有说服力的深刻性。这也正是中国共产党人运用马克思主义即唯物史观和阶级斗争学说来研究实际生活的结果。由此看来,中国人民接受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和发展,中国的道路和命运确实并非偶然,它并不完全取决于个别人的意志和倾向。明确了这一点,了解马克思主义早年传播中的实际条件限制和客观形势,我们就不会像历史虚无主义那样否定现代中国社会的发展道路。对中国现代史和中共党史的考察,不能离开“我们党是一个勇于追求真理、修正错误,善于总结经验、不断提高自己的党”这样一个基本事实。鉴往知来和珍惜历史应该有机地统一起来。文德尔班所强调的栩栩如生的历史是我们实现文化传承的非常重要的载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