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伸阅读1 二分法的王朝[24]
斯蒂芬·杰·古尔德
科学革命的领袖们宣扬在一种基本上机械的自然因果观之下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的新知识事业,并拒斥文艺复兴的首要前提,即学术最好是通过复兴古希腊罗马时代所获得的高见来推进。在此过程中他们普及了两个在西方文化中源远流长的比喻。但这些古老的谚语是在一场相当自觉且常常剑拔弩张的争论中变得锋利起来的,这场争论横扫了17世纪至18世纪早期的英法知识界,并以古今之争之名载入史册。
弗朗西斯·培根,这位科学革命的化身如此不遗余力地推广他所喜爱的意象,以至于那句谚语被广为流传为培根悖论,即,一个问题有两种相反的解决方案,每一种解决方案在其各自的语境中都是合乎逻辑的、正确的。培根指出,我们对古希腊罗马巨擘的崇敬,常常是因为他们与我们当前的努力极为遥远(存在于已知文献中),因此给人一种古老可敬的印象。由于这种遥不可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看起来德高望重且充满智慧。但是,培根评论说,这样一种叙述大可以被看作是恰恰在朝着错误的方向行进。毕竟,如果知识是随时间积累的,那么将很久之前当作起点的话,柏拉图就只能被看作是一个孩童,而我们应当被看作是睿智的老人。因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是在世界年轻时纵横驰骋,因而只能代表学术的年少轻狂时,而我们现代人吸收了他们年轻的洞见随岁月累积的分量,以及之后增加的所有。
那些美好的旧时光是世界年少之时,那么,我们为什么要放任文艺复兴式的崇敬,推崇一个仅能代表知识的青少年期而非智慧的成熟期的时代呢?培根又加上了一句非常易于记住的话,时间本身,而非权威,是“作者们的作者”(author of authors)。培根尽管拒斥崇古派的古人天然更优越的主张,但他了解并且尊重古人,于是提醒读者注意那句著名的经典格言:“真理是时间的女儿。”
如果说培根是这场胜利运动的化身的话,那么牛顿就代表了其巅峰时刻。科学革命的第二句同时也更有名的警句(和视觉形象)来自牛顿1675年2月写给罗伯特·胡克的一封信中,后者是他的同事。在一场涉及色彩理论应归功于谁的贡献的私人争论中,牛顿以一种少见的谦逊、和解的姿态,写信给胡克说:“如果说我看得更远一些,是因为我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培根和牛顿的这两种叙说将极为不同的形象应用于同一个基本论点,即肯定知识随时间而进步,并认为科学革命所倡导的在一种机械的因果观之下植根于观察和实验的程序,最能滋养这一成长,而文艺复兴学者们所支持的复兴模式,必定会因将初始萌芽期误读为圆满的顶点而阻碍进步。不过培根的表述更辛辣无情,而牛顿的话则拨动了外交和弦,他肯定我们对古人的尊敬,并断言我们之所以能超越他们的成就仅仅是因为我们在他们宏伟的基础上增加了我们微不足道的新发现。
“巨人的肩膀”这一比喻清楚地想要两全其美:既表达对古人的尊敬,同时又肯定知识的累积特性及随之而来的现代改进,其历史源远流长,引人注目。为了表明这种争吵可以延伸到多远,我将引用当时最令人愉快的文献之一,作者是神学家乔治·黑克韦尔(George Hakewill,1578—1649),文章标题是“上帝统治世界之权力与天命的辩护书或宣誓书。通过考察并谴责自然不断且普遍衰败这一常见错误”。他证明了17世纪的这一争论并未使科学与宗教对立。在这篇出类拔萃的论文中,黑克韦尔充满激情地为厚今派的信念辩护。黑克韦尔狠狠驳斥了一个庸常的悲观信念,即认为整个宇宙,从星球的历史到地形地理,再到文明的年表,都在无情地走向持续的衰败和腐烂,是一个必定很快就会以地球毁灭为终结的过程。与此相反,黑克韦尔论证,物质的历史一直是稳定的,或者正从初始的令人苦恼的混乱中平静下来,而文明年表的特征是知识、道德和感性都在持续不断地进步,就像厚今派反驳古代智慧更优越的主张一样。
他首先摒弃了所有宣称宇宙或地球正经历物质衰败的主张。接着他用最强有力的证据证明人类历史上的进步:关于物理现象和有机现象的经验知识的累积——换句话说,就是我们现在所称的科学认识的改进。黑克韦尔甚至敢于批评希腊和罗马的最高标准亚里士多德和普林尼: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即使亚里士多德自己和普林尼在许多事情上也是无知的,并且写了许多不仅不确定而且现在被确信为明显错误或荒谬的东西。”
不仅纯事实信息有较明显的累积特性,而且礼仪和道德也随时间获得了改善,与所设想的希腊罗马社会的文雅相比,现代欧洲才是公正的典范。
不过回到巨人的肩膀这一话题上,黑克韦尔十分肯定地说,我们不能将任何假定的古代方式的优越性归因于自然内在的衰败,而只能归咎于现代人不太好但明显可以纠正的习性:“至于学习和知识,如果我们缺乏古人所拥有的,我们无需将之归咎于自然的衰败;我们在这些方面自身的放纵、懒惰和疏忽,将足以免去自然的罪名,并公正地将罪名加之于我们自身。”黑克韦尔接着引用了16世纪西班牙学者胡安·路易斯·维瓦斯(Juan Luis Vives)的话,坚决反对将现代人刻画为坐在古代巨人肩膀上的侏儒这一有礼貌的、充满外交意味的传统。在将维瓦斯的拉丁文叙述译为英文时,黑克韦尔坚称,我们和古人同样大小:
“将我们比作侏儒,而将古人比作巨人,这样的比拟错误且不切实际,但有些人却当作是极机智、极恰当的。然而,我们与古人体格相同,只是我们被他们累积的财富举高了一些——条件是我们像他们一样好学、谨慎、热爱真理:如果缺乏这些要素,那么我们不是侏儒,也没有站在巨人肩上,而是体格健全的人爬行在地上。”
我将17世纪这场著名的古今之争描绘为科学革命出生时的阵痛(至少部分是),以及一种理解此时新生科学家与树大根深的人文学者之间不可避免出现的互相怀疑的方式,这一不信任本应在很久以前消散,却不幸地持续到今天,成为留给我们的遗产。我乐于坦承这样描绘的主要目的,即,我想表明这一奠基性辩论的复杂性和多面性,这样我们就不会将现代科学的诞生及之后的历史概念化为一场两个明确敌手之间的战争,清晰地二分为教条、墨守成规的人文学者与新发现之力量的对抗,前者死守着古代堡垒,徒劳无功地抵抗着自由探索之捍卫者的进步进攻。首先,从来不曾存在互相的憎恶,几乎所有的科学革命奠基者都尊重(并自由地引用)伟大的古典作品。他们也相信(并证明)知识可以通过在这些可敬的基础上添砖加瓦而进步——这正是培根悖论,以及尤其是牛顿将古代描绘为由智识巨人支撑的牢固基础这一可敬形象的要点所在。其次,我们或许可明确要求古今之争中有相对的两方,但学科归属的记分卡并不能确定这场特殊游戏的参与者各属于哪一队。尤其是,厚今派的队伍中不仅包括新科学学者,而且也囊括了许多来自文学和其他人文行业的著名知识分子,包括神学家黑克韦尔。
最后再举一个例子来说明厚今派队伍中的学科交叉混杂性。为了避免囿于英语民族的狭隘,我们将越过英吉利海峡(所谓的古今之争同时发生在英国和法国,且同等激烈),来看一个卓越的法国家庭的故事。这个故事将在它自己的小宇宙内阻止任何想要将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视为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二分战争的诱惑。
克劳德·佩罗(Claude Perrault,1613—1688)是几兄弟中最有名的科学家,他多才多艺,曾任职于一个在路易十四领导下重新设计了卢浮宫东立面的委员会。不过他的主要声名,源自他在医学方面的训练,在于他构想并执掌多年的一个宏大的动物学计划:在巴黎皇家科学院内设立一个专家委员会,以无比认真、严格的客观程序来解剖、描述主要的脊椎动物形态——尤其是,解剖时要有几位娴熟的生物学家同时在场,可以就他们的结果达成一致意见;此外,他们会观察几个标本(如果有的话),而不是假定单一个体必定代表了其类型的所有普遍特征。
他们合作的结晶以匿名形式出版,以强调该计划的合作性和客观性。在前言中,在为成长中的科学革命整理一种最优方法论时,佩罗大大赞美了重复观察并由几位专家客观证实的优点:
“我们的报告中最值得称道的是其毫无瑕疵的证据,它们具有确定的、被普遍认可的真实性。因为它们不是一个人私下的工作;那样他可能会被自身的意见劝服,很难察觉那些否定他的最初设想的东西,因为他对这些最初设想有着每个人看待自己孩子时的所有盲目和喜爱……我们的报告仅包含已由整个学会验证的事实,学会成员都有一双能看懂这些事物的眼睛……正如他们都有更灵巧的手,能更好地探索它们。”
接着,佩罗明确地站在厚今派一边:他承认他对古人的尊敬,但同时肯定他们不可避免会犯错,而现代科学知识是进步的,现代人有权利改正他们的错误,从而推进这项数代以来的共同事业,这是向前辈们致敬的最正确方式:
“我们只自称解答了我们推进的一些事实,这些事实是我们借以战胜伟大古人之权威的唯一力量;鉴于我们在提到他们时总会满怀他们应得的所有尊重,我们的确承认,他们的作品中之所以会发现缺陷,仅仅是因为不可能找到任何已臻完美的东西……那些不信任自己的理解力且总是依据偏见来判断事物价值的人认为,我们之所以应当尊重古人的作品,仅仅是因为我们认为它们是由伟大的人物做出的,而不是因为我们知道它们哪些地方做得好哪些地方做得不好;但我们认为,较之于上述这种做法,通过表明我们在古人的作品中发现了一些小小的错误,我们实际上给予古人的功绩更大的荣耀。”
佩罗家的第三位也是最著名的兄弟,夏尔·佩罗(Charles Perrault,1628—1703),最好地体现了这场大辩论中厚今派支持者中的基督教普世主义,尤其是科学家与人文学者的忠诚联合,以确保度过卓越的、经过审视的一生。夏尔是这个杰出家族中首要的文学之光,是法兰西学院的一个重要人物,也是他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文人之一,他是《鹅妈妈的故事》一书的作者。但在他那个时代,夏尔却是因为在激烈的、主要在文坛和庄严的法兰西学院展开的法国版古今之争中有力地为厚今派辩护而知名。他认为随着文明进步,文学也随之发展,因此古代文学不可避免地比现代文学更粗糙、更芜杂。他明确地称赞他的同事莫里哀是文辞优美、文采斐然的典范,其水准是古代作家没有也无法达到的。
从有记载的人类反思以来,我们最好的哲学家就已经指出并且经常哀叹,我们人类总是强烈倾向于将任何复杂问题构造为两个敌对阵营之间的战争。我们对科学的历史和社会影响的标准概括一直遵循这一备受青睐的二分思维框架,尽管敌对双方所选择的名字和所阐明的目标一直随着学术领域反复无常的时尚之风和不断发展的规范而改变。
我认为人类这一明显不可避免的二分习性,是我们最初制造出科学与人文对立这一模型的唯一原因,而不能认为它仅仅是一种只在特定时代受到特定文化类型青睐的社会传统。我也怀疑有谁会将我们对二分法的偏好归因于自然的客观真实——就好像我们命名平等但对立的两半的策略,体现了划分大部分种类的客观自然现象的一种内在“正确”的排列原则一样。当然,我不否认,我们生活中的一些公认基本的方面暗示它们可以被自然地解析为对比鲜明的两块,尽管我们也很好地认识到在其边界处有一些模糊不清——日与夜、男和女,它们分别是我们对外部和内部秩序的最初二分。
不过,当我们考虑到同样广阔、同样基础的生活各方面的总体时,我们就无法为二分辩护,将它看作是一种自然的客观秩序原则。的确,宇宙“事物”给我们感官留下的印象常常是复杂荫蔽的连续体,尽管不可否认,沿途有快有慢,有大步也有小步。自然并没有为人类的分类立下二分、三分、四分或任何“客观的”基石;我们所选择的框架中的大部分,和我们指定的类别数量中的大部分,都记录的是人类在自身心智能力的灵活性容许下,从各地自然差异所提供的丰富可能性中做出的选择。一年包含了多少个季节(如果我们愿意按季节来划分的话)?我们应当在人的一生中识别出多少个阶段?
我强烈怀疑,我们对二分法的偏好深深植根于我们的基本心理架构中,作为人类大脑的一项演化特性——但不是作为一项独特的适应特性,至少在我们历史的这一时刻不是。我们可能是从雄对雌、夜对日这些经验上可辩护的划分开始的,但接着我们将这些具体的例子扩展到更大且更主观的一般情形中,比如自然对文化,或者精神对物质,或者美对崇高,由此颇为悲剧地进入道德评价,带来革出教门、有时候甚至是战争和大规模的破坏这样的后果。当我们用有意识的评判——这也是我们物种演化得来的另外一项独一无二的(且常常是危险的)特性——来加固根据外表做出的简单划分时,我们就将一种形式上的二分转变为好与坏的道德区分;而随着好与坏进一步强化成为必定胜利的上帝与已被架上火刑台的恶魔,这一转变就会轻易滑入政治悲剧甚至是种族灭绝的深渊。
我们总是选用二分框架来描绘学术生活中永无休止的斗争,我坦率地承认我对于这一做法的谬误(有时甚至是邪恶)总是感到消极且有些愤世嫉俗。若在这个问题丰富的历史过往下看待它,驳斥科学与人文学科之间有着“天然的”、内在的冲突这一观念的最有力论证很可能取决于这一独特情形,即这一设想的斗争中,没有一个片段为真实的二分对立提供了任何像样的证据,相反,它们阐明了我们在学科分类时存在极大的复杂性、人为性、偶然性,以及不断转移的忠诚。因此,如果“科学”与“人文学科”不能被理解为因真实持久的智识差异而被困在相当持续的斗争中的两个充分稳定的实体,那么我怀疑我们关于它们持续冲突的强烈印象,只不过记录了我们将虚假的二分模型过分简单地强加在了一个完全不同且微妙得多的故事上,而这本该是一个在误解和偶尔冲突的情形之中进行实质且富有成果的交互的故事。
有许多科学革命的早期领袖支持厚今派的事业,他们肯定通过观察和实验获得的新知识的力量,不赞成文艺复兴恢复古人的智慧作为智识增长的最好秘诀的倾向——这一论点尤其体现在培根的悖论和牛顿的格言中。但是著名的古今之争不能被解读为一种二分斗争,可以用科学家(厚今派)对人文学者(崇古派)这样的图谱来完全充分地替代,也就是,作为科学与人文学科漫长的持续冲突中的一场起始小冲突。过分简化的双重二分以任何合理标准来评判都是站不住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