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帝存在的证明及其局限(西方视角)
一提及信仰,人们很容易想到宗教,似乎宗教信仰是信仰唯一的表达方式,其实不然。信仰是我们生活中与理性同在的意义世界的一部分,所有的宗教当然都包含某种程度的信仰,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人们也不得不表现出“信仰的行为”,这些行为包括挤公共汽车,保守秘密,甚至包括与爱人结婚。信仰本身虽然与主体的情感体验密切相关,甚至有些具体信仰直接与信仰者的迷狂共存,但并不能由此表象就推断信仰一定源于非理性。某个具体的个体或群体有所信的前提是信以为真。信与真相连。真、真理的获得,很重要的途径就是理性推理和对这种推理可靠性的毫不怀疑,换句话说,真理的获得、推理的成立,同样要依赖信仰。无论日常生活还是理论思考,信仰与理性是互相嵌入、互相缠绕的。信仰与非理性相联,同样也与理性相联。总之,日常生活体验和理性分析都在告诉我们:信仰是人类价值生活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对真理的获得、对价值的创造甚至对整个人类社会都产生巨大影响,总体来说,人类活在信仰中。
最伟大的早期基督教会创始人奥古斯丁认为,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仅凭理性独自攀登是不可能的,信仰的力量在此有其不可替代性。信仰具有理性不具备的感召和启示力量,信仰可以显示出理性自身的局限,也就是说虽然理性可以深深扎根于信仰之中,互相缠绕,但信仰与理性毕竟有着本质区别,信仰依靠理性但不是理性本身。换句话说,对理性的信仰不同于信仰本身,信仰与理性共同构成一元真理的根基。[9]
话说回来,虽然信仰要依靠理性力量,但关于上帝(信仰对象)存在的本体论证明(理性式证明)并没有使某一具体信仰(如基督教中的上帝信仰)成为完全真实可信的,相反随着论证的深化与进一步努力,这种具体信仰面临被非理性、不确定性围困的命运,也就是说历史显示了理性式本体论论证的困境,那么是不是理性+启示+虔诚构成信仰呢?问题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信仰需要理性的支持,但另一方面,当这种支持真正来临时又恰恰表明仅有理性还是远远不够的,至少是有欠缺的和不完备的。这算不算一种无可奈何?还是如奥托所言,神圣的本质是一种不可理喻的东西,它与人隔绝,让人恐惧并敬畏,那神秘可怖的他者永远在我们的把握以外,而我们在恐惧和战栗中供奉真爱?[10]安瑟伦、斯宾诺莎、笛卡儿、康德等都遇到过这样的问题:理性至少不能完全说清楚对信仰的虔诚。
上帝信仰的存在无法自证,于是像托马斯·阿奎那这样的神学家就从经验和现实的角度接续本体论论证的传统。一番努力之后的结果却与初始的动机相反:上帝的本质就是一己的体验!理性的论证又返回到信仰的顶点,理性的论证推向了非理性的结局。这倒充分证实了康德的看法:超出人类能力的理性推理不会有结果。此外,科学地、理性地证明上帝的存在在托马斯·阿奎那那里是以预设信仰本身为基础的,但结果表明:信仰所持存的语言与科学理性语言之间有裂缝。为弥合理性论证对信仰问题的困境,人们又把目光转向心理体验尤其是宗教体验,试图深化有关宗教信仰的研究。
了解而非论证上帝,这是研究思路逐渐地同时也是巨大的转变,而表现在宗教体验上,这种了解更多地要依靠感性而不是理性和逻辑意义上的认同。宗教体验表现了活生生的信仰方式,当然这种了解而非论证上帝的思路转换也存在非难。因为体验可以向各种各样的解释开放,而且体验并没有告诉我们关于上帝存在更多的事情,反而存在着走向神秘主义的危险。当体验之路愈行愈远,施莱尔马赫(Friedrich Daniel Ernst Schleiermacher)终于把宗教信仰与理性、虔诚、历史分开了。[11]这与理性地论证上帝存在之路有着相当距离,但也并不离论证上帝不存在更近。问题的复杂性在于:在西方文化和文明的教化传统中,基督教一直在作着严谨的努力使自己显得可信、有说服力,与此同时,它必须一代又一代地让信徒借助对上帝的第一手体验保持活生生的虔诚。两手都要硬的结果是:如果现在找不到上帝存在的结论性证明,同样也找不到上帝不存在的结论性证明。
历史发展到休谟那里,带有总结性的分析出来了,他批驳了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辩,得出“无论怎样我们设想存在,我们仍可设想不存在”。总之,靠逻辑的论辩是不可能建立上帝信仰的存在问题的。也许从休谟那里,我们知道了什么是我们仅凭理性永远不可能知道的。
逻辑论证与个体体验之路恰似一枚硬币的两面,既然都无法完全有效地证实上帝的存在或不存在。信仰问题从新视角——生活存在取得发言权也就顺理成章了,这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存在主义话语权的获得。不过言说角度不同并不妨碍一些基本观点上的类似,正如克尔凯戈尔所说,“信仰发端于思想离去的地方”。人们为了了解上帝,就得跳过理性,借助“信仰的跳跃”。而萨特(Jean-Paul Sartre)则认为:没有上帝,价值更没有价值。从生活存在角度言说信仰问题的另一批人是心理学家,他们多半把信仰归结为一个心理学现象,比如荣格就认为人类天然有宗教倾向,弗洛伊德认为宗教是一种普遍神经官能症。这些提法与看法实质上在消解着宗教信仰的重要性。可以想见,讨论一旦进入心理学边界的最极端,交流很难顺畅地进行。
另一个值得关注的角度是社会政治学。柏拉图(Plato)在《理想国》中表达了古希腊人的信仰——正义就意味着找到你在自然秩序中的位置——关心你自己的事,不打扰别人。他对统治者抱有信心。马基亚弗利(Niccolò Machiavelli)实用主义政治哲学彻底推翻宗教信仰扬善惩恶的功能,要求君主只按必须的要求(巩固政权)来行动,同时他又提出可以用宗教激励或威吓,使人民变得更善良;马克思关于完美共产主义的信仰改变着世界的格局,引起争议的马克思成了一种“信仰的象征”,但他本人坚持认为宗教是人民的鸦片,后来才相信:可怕的是比鸦片更具威胁的经济力量。
由论证具体的信仰开始,人类一步一步寻找着问题的答案,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绕了一个大圈子,终于明白:信仰问题实质上首先是人自身、自我意识的问题。人文主义的兴起可以看成是一场返回自身,反身观照的运动。北欧当年人文主义的领袖人物爱拉斯谟抨击并反思牧师们和修道院的生活状况,对神职人员的腐败有过十分辛辣的讽刺。但这并非说明他不信基督,而是说明他心目中的信仰并非如现实展示的那样令人失望。他是一个沟通人文主义和基督教的代表人物。对上帝信仰进行属人反思的著名人物还有尼采。实质上他的许多思考都朝向基督教,甚至他把自己看作某位先知。既然对上帝的信仰削弱了人的尊严和今生今世存在的价值,那么在尼采看来还不如宣判“上帝死了”。但是,上帝死了,人性是否靠神性支撑仍是个问题,尼采用“超人”“权力意志”等来弥合两者之间的裂隙。尼采的思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不得不在信仰中生活的精神现象。
不再直接去谈论上帝和信仰,现代人文主义显然是世俗的,他们也不再把对上帝的信仰作为如何生活的准则之源。人文主义必须自己解决自己的问题。普罗泰格拉(Protagoras)、伊壁鸠鲁(Epicurus)、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等现实主义大师成了人文主义者的追随者。启蒙运动助长了对基督教信仰的批判。对于人道主义的善,功利主义者作了远不同于宗教信仰者的解释。20世纪最伟大的人文主义者罗素也是一个无神论者,他对没有宗教基础的道德抱有信心。20世纪60年代中期赫胥黎(Aldous Leonard Huxley)提出将人类的爱和艺术、智慧理解力神圣化就可以取代对超自然主宰者的崇拜,但汉斯·昆(Hans Kung)提出另一种看法:是否召唤出人的角色就能简单地解决一切问题?
以人为本的研究,反观自身的研究,针对具体的信仰对象而言,对基督的研究也就变成对耶稣其人——上帝之子的研究。拿撒勒的耶稣在一些睿智的学者那里有了历史的存在(如柏拉图)而不再被解释成一个观念。现代神学研究一致认为:耶稣给出的核心信息是“上帝之国”。在他许多关于天国的寓言里,耶稣把天国比拟为不知不觉生长的种子。它生长,强有力,但难以觉察,直到它破土,直到成熟和收获。天国既管着现世又管着来世——天国的到来意味着所有邪恶的毁灭,天国意味着没有邪恶的新社会的形成,新社会将尽善尽美,恢复与上帝的关系。耶稣强调了天国人人有份,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奉上终身虔诚。哪怕有小如芥子的信仰,也会对生活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卡尔·巴特(Karl Barth)、刘易斯(Clive Staples Lewis)等神学家不断以论者的力量加深人们对上帝历史角色的理解,这种研究已不同于抽象一般意义上的信仰研究。
《圣经》、宗教信仰等问题的研究既然要以信仰者——人为出发点,就必然要面临人类历史发展中科学研究及其成果的巨大挑战。19世纪20—40年代,《圣经》中对世界的安排与理解被科学研究完全改变。赖尔(Charles Lyell)的地质学著作描述了地球变动过程,这完全不是神创造的,也不是一次形成的。他说服公众相信世界的创造是一个永久的过程而非片刻的奇迹,由此,基督教受到重创。赖尔的知识影响了进化论的代表人物达尔文,是他石破天惊地宣称:人类和猿猴有共同的祖先!人类是一种动物,与其他动物有类似的进化过程,他质疑上帝是唯一的道德权威,基督教信仰在他那里也失落了。面对挑战,一部分基督教神学家采取调和的办法,他们认为原本科学不是一种有关世界含义的哲学,科学与宗教截然不同,他们说着两种不同的语言,有着不同的关怀领域。科学挑战宗教的一些看法并不必然意味着挑战基督教,生物学与神学风马牛不相及。《创世纪》不是科学文献,只是为了表明上帝是主宰者和创造者。将宗教的真实与科学的真实加以区别并应用于我们自身,可能会有助于更清楚地理解世界。但针对挑战,宗教被迫对它所坚持的真理进行重新思考却是不争的事实,进化论神学、过程神学的出现就是例证。
一方面宗教信仰面临科学的挑战,另一方面科学家自身也面临信仰的选择,并非如人们想象的那样一做科学家就必须走向无神论。爱因斯坦就是一个斯宾诺莎式的泛神论者,他面对宇宙怀着宗教式的敬畏:他认为对人生含义、有机体生存之义的回答全都暗含着一种信仰,一个看不出自己和他人生活意义的人虽然未必是不幸的,但他的生活几乎是不够格的。爱因斯坦承认自己是有深深信仰的人。
当然在科学与宗教的论争中,另一个出路是相对主义。康德对传统神学孜孜以求的证明不屑一顾,将上帝划归为信仰领域,人类自身成为判别信仰的权威。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的实用主义也是相对主义的一种表现——人们相信上帝只因为他们需要。相对主义的结局指向多元论,多元论背景下关于宗教信仰就有几种可能性同时开放,既可以从外部观察宗教,将其当成某种文化;也可以观察其社会功能,还可以体验宗教。如此一来,所谓正统的宗教世界就被消解了。
回首在信仰领域尤其是宗教信仰领域的研究历史和方法演变,至少我们可以从感性上了解信仰问题的丰富复杂。信仰尤其是宗教信仰之所以引起那么多的兴趣和争论,也许与人们对何为信仰的不同理解相关,那么信仰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价值现象?它的本质又是什么?这些问题需要我们进一步深入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