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段或义务?
我们讨论诚信,有一个问题需要弄清楚,那就是:诚信本身的价值和诚信作为手段所具有的价值哪个更重要?用伦理学比较规范的语言来表达就是:诚信究竟是目的论意义上的还是道义论意义上的?这个问题在其他领域也经常碰到,比如艺术价值和艺术的价值,前者主要强调审美意义上的“fine”,而后者包含的内容则宽泛得多,涉及社会功能层面。但是艺术之为艺术,其手段价值是不是应当为完美的形式感而生?论及诚信,相应地也就意味着:能不能仅以目的,甚至是道德的目的来证明手段,证明某些行为或行为准则是正当的?还是必须首先考虑行为本身的性质?
我们换一种说法,上面的问题就变成:诚信、守诺本身是不是直接等于“义”?在它之上是否再有更高的“义”或“道”来限制守诺行为的实施?也就是说是不是所有的诺言都必须不折不扣地遵守,即使在遵守诺言反而有可能违背其他道义原则的情况下也是如此?
公元前651年,晋献公病危,担心死后他所宠的骊姬之子奚齐的命运,于是召见曾当过奚齐师傅的荀息,问他:“士怎样才可以说是信?”荀息答道:“假如死者复活,而生者面对他不惭愧曾对他说过的话,就可以说是信了。”于是晋献公把奚齐托付给荀息,荀息答应了。晋献公死后,因国人对骊姬谗杀太子申生等早已积怨甚深,里克联络了国内外力量,将杀奚齐,问荀息打算怎么办?荀息说将殉死,里克说这没有什么好处,荀息说他已向先君许诺,不可以背叛诺言,虽无益,也没办法。里克杀奚齐,他即准备殉死。有人又劝他立骊姬之娣的儿子卓子以葬奚齐,荀息立了卓子,里克又杀了卓子,荀息终于殉死。“荀息守诺”一例,何怀宏有很详细的分析。[22]这个例子实际上暗含这样的结论:诚信本身就是一种义。也就是说,只要承诺就必须无条件地践诺,是谓“一诺千金”。但“一诺千金”不是唯一的答案,还有一种意见则留有余地,好像诺言不可不守,前提是许诺不可不慎。
留有余地的说法不管出于怎样的动机,实质上在无形中就支持了“义”有可能高于“信”的观点,也就是说诚信的道德命令还不是绝对不可侵犯的,可以有例外。比如当国家利益高于诚信、公司老板的命令和利诱高于诚信,按照留有余地的说法,那就可以有例外,甚至以谎言维持谎言。这时候诚信成了达成某种更高目的的手段而非基本义务。
问题在于:诚信在伦理视野中同时是基本义务。要找借口不兑现诺言总是相对容易的,但如果无视诚信作为基本义务的地位,就可能打开整个道德体系的缺口,影响到整个道德的真诚性,诚信的要求就有可能被市场价格左右,被看作以事情的性质为转移并以不同的对象来衡量的交易。这样一来,诚信就不是自成目的的,至多具有手段价值,因此而受到最大伤害的还不是想象中的制度建设,而是道德生活本身。道德最忌讳虚伪,如果不把诚信作为基本义务,就可能由信伤“诚”,由“善”伤真,整个社会就流行自欺欺人的“道德”。
所以,应当像对待真理那样对待诚信,是即是,非即非,而不能口是心非。但在中国历史上乡愿何其多,随机应变的现象更是屡见不鲜,至少在儒家伦理中,“信”的基础不是人的起码的“尊严”,而是等级秩序,所以,孔子会把“信”置于“忠”之后而连称“忠信”。这也许与没有把诚信作为基本义务有关?[23]政治生活中的瞒和骗源远流长,是不是与言不由衷的随声附和,应付式的虚假表态脱不了干系?总之,我觉得我们很有必要分清楚诚信价值和诚信的价值之间的关系,避免对诚信作过于功利和实惠的理解。中国古代曾有辉煌灿烂的文明,包括许多科学技术成果,在世界上也长期占据领先地位,为什么到近代衰落下来?有不少人试图破解这个“李约瑟难题”,从生产生活方式、科学发展机制和政治方面找原因,其实有一点被忽视了,那就是我们的文化一直缺少那么一点点精神,即学理上认真彻底、严密论证、尝试应用、加以检验、一丝不苟的精神。这个精神的缺乏是不是与对诚信的功利性理解相关?与缺乏强烈而单纯的发现真理和追求真实的动机相关?如果求真至诚的动机在道德领域不受重视和鼓励,那么在一个以道德为重心的文化中,追求真理的科学体系的地位恐怕也不会太高。
强调诚信在经世济用之外的作为基本义务的地位,强调诚信自身的价值,无非是要强调我们不必诉诸其他目的来决定是否遵循诚信的要求,而是在一言一行之前首先做到诚信。
单纯的诚也许是道德的、内在的,重心在我,而单纯的“使人信任”则不一定合乎道德,它是外在的,重心在人,诚信就是把这两者结合起来,立足于个体自我,却又面向他人,在人际关系中讲诚信,在信义的客观联系中规定“诚”。因此我们所说的诚信还不同于儒家所谓的内心之诺,而是将内心表达出来的“言诺”;不是自己对自己所作的“私下”承诺,而是对他人所作的承诺;不是主观之诚,而是客观之信。[24]至诚而致信才是现代意义上的诚信。这是一个底线,当然上不封顶。这个社会中的绝大多数人如果尽力做到这一点,诚信的社会氛围才可望形成。当然这对目前的中国来说也许还只是康德式的理想境界。但如果从来不为之努力,也许我们的“诚信度”还要进一步堕落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