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与非理性

人们在虔诚地信仰时,往往伴随着强烈的情感体验,非理性因此容易被认定为信仰的主要特征和表达方式。其实在信仰内部,情况不是那么简单。信仰可以有理性和非理性之分。这个理性和非理性,既指称信仰本身的内容,也指称信仰的具体表现和传播形式。有的信仰,内容看起来是理性的,但表现形式却不一定理性。科学信仰就是如此。就其内容来说,无论是牛顿的万有引力还是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抑或是科学所体现的求真精神本身均为理性思考的结果,但是信仰它们的方式既可表现为理性的,是尊重,是信任,是反思,是批判;也可表现为非理性的,是盲目的,是排他性的固执,是没有任何反思和批判的服从和五体投地。

非理性信仰和理性信仰其实可以相互转化。只要我们不那么固执,把理性和非理性看成两个彼此对立的东西,那么理解这种转化并不太困难。早在古希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就已涉及理性和非理性关系的讨论,认为理性是统摄人的情感、意志和欲望等非理性因素的工具,理性是知识的基础,也是道德的基础,是裁定一切事物的尺度,因而也是价值的基础。世界因此也被看成理性的世界,人也被当成理性的动物,而且人所能拥有的最好的生活就是遵循理性之路。这个理性至上的哲学传统在西方历史上有着深远影响,理性好像成了规律性、必然性和确定性的代名词,推崇理性也仿佛就是推崇科学、逻辑,意味着相信知识的力量。这种理解方式的局限性在于把理性绝对化和凝固化,忽视甚至贬低情感、意志、内在体验和直觉等非理性因素的作用,逻辑上的结果就是忽视世界的偶然性、非稳定性和无序性的一面,忽视对人内在精神世界的深度研究。康德发现理性的这种局限,他认为理性永远也解决不了关于灵魂、道德、信仰的问题,因而给信仰留有地盘。康德的思考在人们对工业文明的反思中得到进一步深化,这种反思促使人们对自身存在的非理性因素产生自觉意识,并将其纳入科学理性思考的对象。当然对非理性的自觉认识不等于理性的丧失,对非理性的自觉认识和强调不可能直接取代人的理性认识本身。

任何信仰,从其起点、内容、个体接受度和传播需要而言,都必然包含强烈的理性色彩,同样也包含强烈的非理性色彩,是两者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理性和非理性的彼此转化可以理解为这种具体历史统一的表现方式。人自身就是社会存在和自然存在、精神存在和肉身存在、理性存在和非理性存在的统一。从信仰内容来看,肯定人的非理性存在,进而肯定人的个人存在,并不是对理性的否定,而是人类理性走向成熟的体现。关于信仰的理性和非理性,可以打一个不恰当的比方,如果有上帝的话,这个上帝不仅仅理性地告诉你湖上的冰厚到什么程度就可以放心去滑,也不仅仅准确地告诉你在两种有欠缺的选择中哪一种更必须,而同时在你如履薄冰的时候,轻轻把你拥抱,那温暖使无助的个体继续活下去。基耶斯洛夫斯基(Krzysztof Kieslowski)^[20]的电影“红白蓝”系列和“十诫”系列就以影像的生动触角传达了这层意思。

在人类发展早期,由于理性思维水平的限制,信仰主要就通过非理性的形式表现出来,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人类信仰生活早期,宗教信仰占据人类精神生活核心的重要原因。漫长欧洲中世纪时期,哲学虽然以其理性思维方式显示人类自我意识的发展,但是普通人民大众毕竟少有闲暇时间自由思考,他们的思维仍受制于感性直观,宗教仍是信仰的主要表达方式。基督教的上帝是古希腊哲学家理性信仰对象的形象化、人格化,正是通过这种形象化和人格化,通过宗教这种感性直观方式,才使抽象的哲学信仰世俗化、大众化。伴随文艺复兴,伴随人要运用自己的悟性来选择信仰对象的启蒙和呼唤,伴随人类自身思维水平的不断提高,人们才会逐渐摆脱传统宗教的束缚,而在理论领域对宗教的批判、现实领域对法和国家的批判才使对上帝的自发的盲目的信仰让位于哲学和科学这样一些以理性为表达方式和传播方式的信仰。基督教依然存在,而且占据西方人精神生活的重要位置,但其功能开始发生变化,已由直观的启示真理让位于理性的道德功能,越来越显示出理性色彩。现代宗教复兴的根源不在于人们理性思维水平出了问题,而在于传统理性信仰、科学信仰发生危机,人们无所适从,重新投入宗教的怀抱,尤其是那些侧重于直觉体验甚至神秘体验的宗教形式。所以,无论哪一种信仰形式占据人类信仰生活的主导地位都不是主观随意的,而要取决于人类自身发展水平和人类自我意识的水平即人类自我觉醒的程度。^[21]理性信仰和非理性信仰的关系因此也不是凝固不变的,信仰的理性表现形式和非理性表现形式在不同时期地位的改变,一方面取决于人类自身的思维发展水平,另一方面也取决于不同时期信仰的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