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整体的凝聚力

每一个社会总会在经历改革、创新后迎来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个发展机会的获得主要就是靠整体上的共同价值观的支撑。这中间就有信仰的凝聚作用。在动荡、变革时期,在怀疑主义盛行的年代,人们对个性、自由、变异性有着普遍的推崇,但是这个年代无法形成整体意义上相对稳定的价值认同,只有到社会信仰逐步形成之后,社会全体成员才有共同的价值观,怀疑主义才真正告别时代舞台。这样一种信仰的社会功能在历史上曾经被统治阶级作为凝聚人心的重要方式加以利用。

20世纪末东亚国家和地区提出的“亚洲价值观”就是社会信仰凝聚人心的一个例证。虽然培养和塑造这一社会信仰并不容易。亚洲价值观的一个典型官方版本来自新加坡。1991年1月4日,新加坡内阁向国会提交了一份关于共同价值观的白皮书,共同价值观共有五条,即:国家至上,社会为先;家庭为根,社会为本;关怀支持,同舟共济;求同存异,协商共识;种族和谐,宗教宽容。1992年李光耀在“创造21世纪论坛”(东京)的演讲词中第一次用了“亚洲价值观”这个概念。马来西亚的领导人认为亚洲价值观包括:谦虚、坚定、对社群的强烈归属感等。巫统主席马哈蒂尔在《亚洲的声音》一书中强调重视“群体与家庭”,1991年2月,他再次提到尊严与自主、重视传统道德、重视家庭、主张宽容等本土价值观。

受过儒家文化熏陶的中国人不难看出“亚洲价值观”中的儒家思想成分。东亚曾把地区性经济崛起和繁荣归因于这种价值观。1996年,李光耀在北京“展望21世纪论坛”上发表演讲,指出当东亚发展时,亚洲文化及其传统价值观将得到肯定,而在此前,他与《外交事务》主编对话时更提出“文化就是命运”的观点。马哈蒂尔似乎也是一个文化决定论者,1996年他在巫统大会上宣称:“决定一个民族成败的是它的文化,再配合价值观、信仰和行为。如果这些价值观都混合在一起,那么一个种族就会成功。”韩国的金大中对这种文化决定论进行严厉的驳斥,他在《文化是命运吗——亚洲反民主价值观的神话》一文中指出:“以李光耀为代表的亚洲威权主义领导人以文化的差异为理由怀疑民主在亚洲的适应性,我也相信文化的重要性,但我不相信它能够决定一个社会的命运,也不相信它是不可改变的。”不管是不是存在争论,亚洲价值观作为一种威权主义极力推崇、学术界积极造势的社会信仰,一度为东亚的一些国家所接受,对振奋人心,凝聚精神力量起了很大的作用,人们也为这种“亚洲的声音”感到欣慰。

但是不容回避,东亚的经济成功还包括了一部分西方价值观和制度因素的成功,如现代化的社会动员和观念变革、确立宪法体制、市场经济、建立现代教育、学习西方管理经验、西方式的研究开发手段,还有来自西方的大量资本,如果把这么多东西都排除在外,亚洲不可能取得今天这样的成就。当然,不能否认在东亚国家体制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儒教思想与伦理本身也发生重大转变并折射到现实经济生活中。儒教的“行仁政”思想转换为一种国家导向的发展主义;儒教的家族本位思想与家族伦理秩序在经济现代化过程中转化为推动家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契机;儒教重视教育与机会均等的思想转化为对人力资源的大量开发。这些折射所产生的作用不容忽视,但我们是不是也应该防止一俊遮百丑的思维方式?并不是自己所有的价值观都必然因为经济增长而得到肯定,相反,事实上有些价值观甚至还阻碍着经济的继续增长。西方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走得比亚洲快,它们有缺点,我们看得见,可以预防;它们有优点,我们也应当看得见,可以借鉴。^[27]也许正是基于这样的新认识,进入21世纪,这样的社会信仰逐渐失去市场,新的信仰逐步孕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