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中求生”与“水中求乐”

生存是人的基本需要，快乐是人生的更高追求。回溯中华水文化历史，这两种生活现象都与水有着密切关系。人从水中既能求生，也能求乐。

人活着就要吃饭，这是最简单的硬道理。中国古话“土里刨食”，其实，水里也能“捞食”。成书于春秋战国时期的《管子》早就说得很明白：“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中国历来有“一方水土养一方人”的观念，“土”能生长粮食，水里也出产鱼虾菱藕等，海里除了鱼类，还出产盐，在民众心目中，“水”就成为“土”之外另一种可以供养生息的经济资源，能使人赖以谋生，“靠水吃水”是合乎自然规律的生存智慧。《水浒传》里的阮氏三雄（阮小二、阮小五、阮小七），生活在梁山泊边上的石碣湖，没有一寸耕地，住处团团都是水，高埠上有七八间草房，就靠在水面上打鱼鲜为生，用阮小五的话说，“这梁山泊是我弟兄们的衣食饭碗。”后来王伦等强人占据了梁山泊，不许打鱼，“绝了我们的衣饭”，生计大受影响。当然，水中求生的日子属于无奈，也充满艰辛和风险。范仲淹有一首《江上渔者》的诗：“江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君看一叶舟，出没风波里。”不过，水中捞食虽然艰难，毕竟也是人求生的一条路径。

旧时代，王权拥有天下的土地，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经·北山》）。那么，“水”在不在王权管控之中呢？阮小五说，他们打鱼为生，“莫说官府，便是活阎王，也禁治不得”。这只是说，相对“土”而言，官府对水域的管理稍微松一些。实际上，水环境也不能超出王法之外，官府要从水中收取赋税。较早的记载从春秋时期就开始了，《管子·乘马》就明确记载，要把“水”按照“土”的比例收税：“流水，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泽，网罟得入焉，五而当一。”就是说，流水和低洼地，凡是能下网捕捞的，都要按土地五分之一的折算来缴纳赋税。南宋著名诗人范成大的《田园四时杂兴（其三十五）》诗里就写道：“无力买田聊种水，近来湖面亦收租！”所谓“种水”，就是江南一些穷人，失去土地、废了犁锄，靠一块水面采种菱藕之类谋生，但也无法躲过“水租”。这就表明，因为水里和土地一样有物产功能，能养活人，贫苦民众从水中求生，而官府自然不会放过收取赋税的机会。

说到水中求生，不能不说到历史上中国东南沿海地区长期生活着的一类特殊人群—疍民。他们一般在江海沿岸聚居，生活的最大特点就是在岸上没有一寸土地，“浮家江海”，以舟为家，以渔为业，数百年来一直过着水上的“游牧”生活，后人称其为“水上吉普赛人”。“一生活计水边多”“天公吩咐水生涯”，就是他们的写照。福州一代的疍民被称为“曲蹄”，因其长年累月生活于船上，腿脚不能伸直，大多落下罗圈腿，故得此歧视性的称呼。他们常见的姓氏也大都与水上生活有关，典型的如“江”“池”“浦”等取自生活地点，“翁”姓可能取自“渔翁”职业，“潘”则取自“水上之番人”，“欧”则取自“鸥鸟”。

在中国传统的文化认同模式里，人在土地上生活是常规形态，土地的地位至高无上，土地是财富和地位的标志，所谓“一亩地，一亩天”。以“人必与土地相附”的传统观念看来，水居生活不是正常的生活方式，相当于被主流社会惩罚、流放。历史上，疍民一直深受歧视和压迫，甚至与娼优隶皂并列为贱民，不得读书应试，不得与陆上汉族通婚，甚至上岸不准穿鞋，绝大部分疍民受教育程度极为低下。民国时期，孙中山曾以大总统名义指令不得对疍民歧视，但实际情况并未真正改变。20世纪50年代以来，疍民的社会地位和生活状况发生了根本性改变。原来称其为“疍族”，新中国成立后进行民族确认，认为疍民主要是古越人的后裔，基本是汉族，因此不再作为一个民族，而统称“疍民”。从社会地位看，疍民无疑是被主流社会排斥在外的边缘人群。但换一个角度看，正是水为这些失去了土地的社会底层人提供了生存的空间，水中求生才延续了一代又一代。

如果说，水的物产功能对于个体的下层民众而言只能养家谋生，那么，水对于一国的经济价值确实是国之财富。众所周知，中华民族的传统观念是重土，古代衡量国之财富的标准，首先是土地和土地之上的城池。当时的战争叫“攻城略地”，打了败仗，就要割地赔城。《孟子》说那时的战争是“争城以战，杀人盈城；争地以战，杀人盈野”。可见土地和城池是当时战争主要的争夺目标。但古代也有一些思想家、政治家，在重视“土”的同时也同样重视“水”的价值。如前述《管子》就具有这种思想意识。大约到了战国时候，水为国之财富的意识更加明确。《墨子·公输》篇讲了一个很有意思的故事：楚国要攻打宋国，墨子劝说楚王不要攻宋。他把两国的基本资源作了对比，除了说到楚国方圆五千里，宋国才五百里之外，还特别说到两国“水”的悬殊：“荆（即楚国）有云梦，犀兕麋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而宋所谓无雉兔鲋鱼者也。”你的水域那么浩大，水产资源那么丰富，而宋国这么一个连兔子小鱼都不出产的穷地方，你楚国去打它，不像富人去偷穷人一样吗？可见，在墨子的思想认识里，水域的大小已经成为衡量国之财富的标准之一。汉代大辞赋家司马相如写过两篇著名的作品《子虚赋》《上林赋》。“水为国之财富”的意识在这里表现得更为充分。《子虚赋》写楚国的子虚出使齐国，向齐国夸耀楚国，特别说到楚的水域之大—“楚有七泽，……臣之所见，盖特其小小者，名曰云梦。云梦者，方七百里。……”一个最小最小的云梦泽尚且七百里方圆，水域浩瀚，而且水中物产特别丰富，子虚借此炫耀楚国的强盛和富有。齐国的乌有先生则不甘示弱，针锋相对地举出齐国的“渤澥”（渤海的港湾）、“孟诸”（大泽），说它们可以把八九个云梦吞于胸中，以本国水域的更加广大浩瀚，来压倒对方的气势。而《上林赋》里的亡是公（意即“没有这个人”），极力夸耀汉天子上林苑里的水：“丹水更其南，紫渊径其北。终始灞浐，出入泾渭，……荡荡乎八川分流，相背而异态，……东注大湖，衍溢陂池。”上林苑里流淌着八条大河，波光粼粼，波涛浩荡。言下之意，跟汉天子的上林苑相比，你们的水还能值得一提吗？文学是社会生活的反映，尤其是社会心理的反映。这两篇辞赋，子虚、乌有、亡是公的名字就标示了虚构特色。但文中体现了把水环境作为社会财富看待的意识，水域面积与土地面积一样，是国之疆域的重要部分，“水”之大和水产之丰盛，是国家“硬实力”的标志之一。夸“水”就是夸“富（强）”。

很明显，社会下层人水中讨生活属于被迫无奈，而中国历史上还有一类人，他们主动逃离主流社会而有意选择“边缘化生活”，这类人就是隐士。封建时代的失意文人、落魄官宦，很多人都怀着一种“隐士梦”。古代的隐士，起初是归隐山林乡野，最著名的是商周之际的伯夷、叔齐，不满周武王的以暴易暴，双双隐于首阳山，不食周粟而死。后来，出现了另一种形式的隐居—隐于江湖。孔子在精神失落时就感慨“道不行，乘桴（就是小筏子）浮于海”。但他老夫子只是嘴上说说，终其一生并未真正付诸实施。开风气之先者大约是春秋时期的范蠡，史书说他辅佐越王勾践灭吴之后，急流勇退，隐姓化名，西出姑苏，泛一叶扁舟于五湖之中，开创了“隐于水”的人生之路。后来，“归隐江湖”就成为与“归隐山林”同质而异形的生活方式，并在人文意义上逐渐超过了前者。因为从文化意义上说，归隐山林虽然隐蔽，但还是居于“土”之上，空间也受到限定，是“固定的隐居”。而归隐江湖脱离了“土”，较多摆脱了世俗社会的羁绊，具有空间上的流动性，属于“动态的隐居”，更具有潇洒浪漫意味。著名国画家傅抱石有一幅《泛舟江湖》的作品，一人潇洒休闲卧于小舟之上，题词是“帝王轻过眼，宇宙是我乡”。似乎人生在天地之间获得了心灵自由。在隐士看来，水是城市、山野之外的另一种可以寄托身心的生活空间，归隐江湖，是一种带有自由性的“边缘化生存”。隐士不是依靠打鱼、种水为生，而是利用水的流动，泛舟载酒，浪迹江湖，遨游山水，有的还携美姬同行，追求精神的解放和心灵的愉悦，因此在古代为很多文人所向往。他们注重的不是水的物产功能，而是水的交通功能；不是水中求生，而是水中求乐。

现代社会的人当然不可能去做隐士，但是“隐居”之心，古今一致。现代人生活在喧嚣拥挤的城市，长期在钢筋混凝土森林、柏油马路之类刚性的“土环境”转悠，在鸽子笼一样的狭小空间里天天看对面的楼房和窗户，久之都有转换生活空间的欲望，哪怕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因此，亲水旅游和水上游乐，在心理上与古人“隐于水”有着某些内在的相似。现代人不是为了浪迹江湖，而是追求在短时间内从城市生活中“退隐”，体验生活的转换，从喧嚣拥挤的高楼、汽车、地铁、商场，转换到开放、柔性的水环境。这是一种软性的、流动的、开阔的、有意味的生活氛围，让人暂时忘却劳累和烦恼，放飞心情，拥抱自然。在亲水旅游中，更多的是在欣赏优美的水体、水景，从中得到心灵的放松和愉悦。亲水旅游体现了现代人希望回归自然的追求，不仅利用了水的交通功能，而且更多地发挥了水的美学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