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曾是发达地区

海河流域是中华民族的发源地之一。北京西南周口店龙骨山，留下了60万～70万年以前“北京人”的活动遗址，之后又发现了距今约2万年前的山顶洞人遗迹。新石器时期遗存在海河流域主要有：山西鹅毛口石器遗址，河北磁山遗址，河南安阳后岗遗址和河北蔚县三关等遗址，分别分布在永定河支流桑干河、子牙河支流滏阳河、漳卫南运河支流卫河上。20世纪70年代，在河北省武安县磁山村又发现了磁山文化遗址。这些遗址都代表了远古时期生产力的发达状态。在中华文明早期，炎、黄两大部落都从西部的黄河流域向今华北一代迁徙，与蚩尤在涿鹿发生争战，并逐渐融合形成华夏民族，“千古文明开涿鹿”即由此而来。四五千年前，大禹治水主要活动区域之一就是海河流域。

按照社会学家的看法，中国社会带有鲜明的“治水社会”印记，这个大幕就是从大禹建立夏朝而开启的，中国的历史从此进入阶级社会。春秋战国时期，燕赵之地与中原、关中地区保持同样的文明进程。以战国时期的燕国为例，尽管燕国君王自称苦寒之域，地狭民寡，又临近狄戎，但在发展水利的基础上，也出现了督亢这样的富庶之区，为强秦所觊觎。《战国策》记载，苏秦为合纵之事，去北方游说燕文侯：“燕国东有朝鲜和辽东，北有林胡和楼烦，西有云中和九原，南有呼沱河和易水。国土纵横二千多里。军队几十万，战车七百多辆，战马六千匹，粮食够十年支用。南边有碣石和雁门的丰饶物产，北边有枣和栗子的获利收成，老百姓即使不耕作，仅靠枣栗也够吃的了。这就是所谓的‘天府之国’。”《管子·水地》中说各地的水质影响到人的性格，燕国的水深聚而柔弱，沉滞而混杂，因此燕人性格愚憨而好讲坚贞，轻急而不怕死。不论这种评价的科学性如何，至少可以看出，在春秋战国时期，燕国就不是一个被人忽略不计的蕞尔小国，它的水和人民性格已经为思想家、政治家所重视。后来，燕国依靠黄金台招贤之类盛举，国力殷富，跻身七雄之列，都城蓟已是当时远近驰名的城市。燕国曾经由名将乐毅带兵，与秦、楚、三晋合谋伐齐，大败齐兵，一直打到齐国都城临淄，齐缗王仓皇出逃。西部的强秦对燕国虎视眈眈，可见其并非穷山恶水的“鸡肋”之地。荆轲入秦献燕国地图，图穷而匕首现的故事尽人皆知，所献地图就是秦王垂涎已久的督亢这块地方。

至于赵国，更是一时的政治军事强国。赵人勇武任侠，豪雄狂放，在赵武灵王和赵惠文王时期，赵国曾经“地方二千里，带甲数十万，车千乘，骑万匹。”完璧归赵、负荆请罪、围魏救赵、毛遂自荐等古代典故均出自赵国。赵国都城邯郸，“北通燕涿，南有郑卫”，沟通河北与中原之间的联系，曾是黄河以北最大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西汉时，邯郸曾与洛阳、临淄、宛城、成都并称为“五都”。商品经济非常发达，文化上领风气之先。连人走路的姿势都成为一时风尚，“邯郸学步”追逐的是赵国的文明和时髦。三国时期，河北袁绍拥兵百万，实力雄厚，为一方豪强。《三国演义》中，曹操和刘备“青梅煮酒论英雄”，刘备就说袁绍“虎踞河北，麾下人才济济”。唐代，河北虽距京城长安较远，却是藩镇强大之地。史载，安禄山镇守范阳，官署极其华美，马匹一万五千只，称得上雄霸一方，因此日后发生了著名的安史之乱，“渔阳鼙鼓动地来”。中唐之后，河北的藩镇势力仍然强大。韩愈《送董邵南游河北序》是一篇名文，董邵南本是淮河流域的楚人，一介失意书生，想去河北藩镇幕下谋求发展，韩愈劝其要多多警惕，认为这些拥有精兵悍将的大人物，政治上野心勃勃，终不可靠。

这些历史故事各有其内涵，但换个角度看，军事势力的崛起，通常要以经济发展为基础。当年的燕赵之地，用今日语言说，乃是发达地区，藩镇尾大不掉，一些人将其作为建功立业的希望之地，依靠的都是燕赵雄厚的经济基础。其后，北方游牧民族南下入侵，首先看中的就是华北大地农业文明富饶的资源和物产。直到北宋时期，江南、岭南还未充分开发，北方游牧民族没有将其纳入觊觎的视野，也没有列为夺取的对象。当时北方“铁蹄”的主要垂涎之地是水丰土肥、物产丰富的海河流域，彼时战争多发生于此。纵观历史，无论哪个历史时期，争地、争城之战总是为了获得比战争消耗更大的价值，无论游牧民族还是农耕民族，首先看中的都是富庶宜居之地。燕赵之地之所以在“胡马”南下时首当其冲，既因其地理位置，也因其经济发达程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