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具虽“旧”，文化常新

人们与水打交道，除了借助挖掘、起重、运输等普通器具之外，还创造发明了许多水工具，用于汲水、渡水、用水、治水、镇水等水事活动。每一种水工具的创造和使用，内在都凝结着人类的知识、能力和智慧。从实用角度看，是物质性器具，有功利效用；从文化角度看，是水文化的载体，标志着人类文化的演进，体现了人水关系中人的能动性和创造性。

《庄子·天地篇》讲过一个有趣的故事：孔子的弟子子贡南游，见一位种园老翁，抱着水瓮，沿一条通到井里的隧道，汲水浇园。子贡劝说他：您这样费力多，工效又低，何不使用一种省力气的器具呢？这种器具“凿木为机，后重前轻，挈水若抽，数如泆汤，其名为槔。……有械于此，一日浸百畦，用力甚寡而见功多”。子贡所说的，就是春秋时期出现的汲水工具—桔槔。没想到这位种园人竟这样回答：我老师告诉我，使用机具的人一定会有“机心”（投机取巧之心），“机心”破坏了人心的纯洁和安宁，使“道”无所寄托。……我不是不知道（这东西），是羞于用它。故事可能是虚构，但有真实的历史生活基础。春秋时期，水瓮是一种老式的汲水工具，桔槔则是属于新式的，它减轻了劳动强度，提高了生产效率，一般人都会乐于采用。但在信奉“无为”“非智巧”的道家人物看来，省力气的劳动会助长投机取巧的心理，对人心的纯洁产生负面影响，因而应当排斥，还是坚持使用老式工具为好。《庄子》借这个故事反映了深层次的哲学问题：工具改革了，发展了，其社会价值是正面的还是负面的？如何看待技术进步的社会作用？这种文化意识上的争论直到今天依然存在。

当今社会科技昌明，一般人都不会排斥随技术发展而出现的新工具。在我们的寻常词汇中，传统的、久远的东西常常被视为“老”的、“旧”的，而“老”“旧”又不免带有“老化”“落后”“过时”等贬义内涵。但是，“旧”工具总是意味着落伍，应当被时代抛弃吗？似乎不能简单答以“yes”，需要分别来看。一种工具，如果纯粹是用于功利目的的技术性产品，那么新的发明一出现，旧的很快就会遭到淘汰。在通信领域，当手机成为掌中之物时，BP机、“大哥大”不是被驱逐得无影无踪了吗？但是，如果工具之中隐含着人文文化的内涵，“新”“旧”之间可能就不是简单的更新换代，把“旧”的一扔了之，而可能是“新”有“新”的作用，“旧”有“旧”的价值，兼容并存，互不相妨。法国文学家雨果说过，一位科学家可以使另一位科学家被人忘记，而一位文学家不会让另一位文学家被人忘记。这就是科技文化与人文文化的差异。很多水工具都包含着人文文化的内涵，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它们的实用价值逐渐减少甚至完全消失，但文化功能并没有完全消亡，而是发生转换，成为有意味的文化载体，依然延续着水文化的历史血脉。

“旧”的水工具实现文化延续，有几种情况：

一种情况是，水工具成为文化景观。很多工具，既是实用器物，也是知识载体和社会景观。汽车作为现代城市风景固然亮眼，而马车在都市街头出现，可能更有悠远、深邃的历史文化意味。回到水工具来看，都江堰的卧铁，是古代用来标志河道深浅的治水工具，现在已不需要它来发挥实用功能，但它本身就是形象的知识、直观的历史，陈列于游览区内，成为吸引游人的重要景观，展示古人治水的文化智慧。在汲水工具中，抽水机的广泛使用，使得桔槔、辘轳、水车的工具实用价值微乎其微，但它们“华丽转身”，进入很多水利风景区，成为水文化的形象载体，唤起人们对于前人汲水方式的兴趣，并想亲身体验一番。特别是水车，在传统农业社会，是水田种植不可缺少的工具。著名的电影插曲《九九艳阳天》里有句歌词“东风（那个）吹得（那个）风车转”，“风车”通常就是与借助风力抽水的水车结为一体的，在南方农村，那可是典型的文化景观，历代作家留下了很多描写水车和车水劳动的篇章。苏轼有诗《无锡道中赋水车》，把水车描写成像首尾相连的鸟，脱皮剩骨的蛇，引水灌溉稻田，使农夫在天旱时节依然怀有丰收的信心，从中可见水车在传统农耕文化中的重要价值。随着电力抽水机的普遍使用，水车已经渐渐失去了实用功能。即使在南方农田，水车也很少见到，少数存放在博物馆、展览馆，供人们观赏。而在一些旅游景区，水车、水磨、水碓等水工具，却很能唤起游人的关注，很多水利风景区建设也注意利用这类水工具营造文化景观。今天，它们不是作为劳动工具为人所用，而是作为一种文化载体长久存在于人们的乡愁之中，成为挥之不去的文化记忆。

这种记忆有的弥散于文学艺术的想象空间。当代著名作家汪曾祺的家乡是苏北高邮，他的散文《故乡水》描写水乡的水车以及车水劳动，对水车充满了浓浓的乡情：“我忽然好像闻到了一股修车轴用的新砍的桑木的气味和涂水车龙骨用的生桐油气味，这是过去初春的时候在农村处处可以闻到的气味。”有了文化想象的心情，更需要实体景观的激发和唤醒，很多水车就“复建”于现实之中。兰州市区黄河边上，建成了一处水车博览园，是当地著名人文景点，咿呀转动的水车活化地呈现着地方文化的历史：明代嘉靖年间，兰州人段续在外宦游多年，返乡后把南方的水车引入兰州，促成了水车的发展，黄河两岸水车林立，至今已有500多年的历史，兰州因此被誉为“水车之都”。今天，建一群水车，主要不是为了实用，而是以这一生动载体，展示城市历史和水文化，供人观赏和回味。相对于抽水机这样的“新”事物，桔槔、辘轳、水车属于“老”工具、“旧”对象。新的效率高，旧的、老的有文化内涵，两者之间并不存在此消彼长的取代关系。当今时代，文化上的“怀旧”是社会普遍存在的精神需求，这类水工具以其直观生动的形态，给人们的心灵带来柔软的安抚和温馨的慰藉。

另一种情况是，水工具体现为一种“慢生活”方式。这从船、筏的功能转换可以看出。筏和船通常被列入交通工具，但我觉得称作渡水工具可能更恰当。《论语》中，孔老夫子感慨：“道不行，乘桴浮于海。”桴，就是木筏，简单的渡水工具。至于“达摩渡江”的“一苇”，只是文学传说，不具备真实的渡水功能。中国古人历来就偏爱“一叶扁舟”的自由自在，历代文人的咏叹不胜枚举。与汽车、高铁、飞机等现代交通工具相比，筏和船属于“慢的工具”。但快有快的好处，慢也有慢的意味。当代哲学家何兆武先生说，他当年考取长沙的中学，从家乡岳阳到省城，坐火车只要半天，乘船却要3天。他选择了水路行程，时间虽然长了些，但在途中见到很多有意思的景物和社会现象，直到老年回忆起来还兴趣盎然。这就是“慢生活”的意味。即使是在公路、铁路、航空大为发展的今天，水路旅游依然以其特殊的韵味而受到人们的喜爱。无论中国还是外国，船总是水乡最具代表性的景物，是旅行者流动的居所，又是移动的建筑，变换的风景。与水文化密切相关的船文化，在中国中也有着久远传统。无论是在线性的江、河之上，还是在点、面式的湖、海之中，船行于水的那份诗意感受，是其他交通方式难以相比的。南京秦淮河泛舟夜游在文学家笔下具有诱人的韵味，其实质就是美学家所说的“慢慢走，欣赏啊！”《歌唱祖国》不是有两句经典歌词吗—“听惯了艄公的号子，看惯了船上的白帆”，船的价值不仅在于渡水，更是典型的文化景观，一种饱含着精神寄托的文化符号。在这个意义上说，风帆樯桅的木船（还有浙东一代的乌篷船），在现代社会，工具价值减退，而文化意义突显。在水文化建设中，很多有水资源的旅游区，都会开发一些竹筏漂流、游船观光的文化项目，西北地区还有乘羊皮筏的特色旅游。江苏泰州市的溱湖，每年举办“会船节”，民间传说是纪念岳飞抗金时曾在湖上训练水军。清明翌日，千舟竞发，汇聚湖面，竹篙如林，画船亮丽，各个不同，场面甚为壮观。不为载客，不为捕捞，也不是竞技，就是缅怀历史，展示当地风情的“生活秀”，现已成为远近闻名的文化节日。在航行速度上，筏和船显然不具备优势，它们代表的不是效率，而是历史和文化。现代社会，人们享受着高速度、高效率，同时也需要“慢生活”的放松和愉悦。

还有一种情况是，水工具内在的文化理念实现转型。众所周知，自来水普及以前，家庭用水的基本量具是水瓢（水舀）。水瓢作为一种用水工具，体现的是间断的、有限的供水。来自佛经故事的汉语成语“弱水三千，我取一瓢饮”，“一瓢”的文化含义就是“有限”。随着自来水的普及，水瓢消失了，水龙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水流，给人们的生活、生产带来极大的方便，这是科技催生的福祉。但阳光之下万物皆有阴影，利害并存、福祸相依是世间普遍规律。加拿大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的一个著名观点—“媒介塑造人”，还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媒介就是人类与世界联系的渠道、工具，它不仅大大延伸了人的身体，拓展了人的感觉，同时也在塑造着人的习惯，无形之中约束着甚至控制着人的意识。手机普及，造就了千千万万的“低头族”，离开手机就会感到不适应，这一社会现象已经为大家深刻体认到。而水龙头作为新的用水工具，也是同样的“双刃剑”，它也在不声不响之中改变着人的习惯，于潜移默化之中塑造了人的用水意识—似乎龙头里的水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可以放心大胆地“无限”使用。这种用水习惯、用水意识与水资源紧缺的现状形成明显矛盾。为了实现可持续发展，有些场合的用水必须从“滔滔不绝”向断续、有限回归，节水龙头的诞生就体现了这一理念。笔者在美国加州见到，很多公用洗手间，提供的卫生物品（洗手液、擦手纸、烘手器等）颇为大方，但水的使用却很“小气”，不论感应龙头还是按压龙头，每次出水一般持续5秒左右。加州水资源紧缺，居民对这种“有限制”的用水已经认可并自觉遵守。控制5秒左右的流水，相当于把水龙头变成一个小“水瓢”（水舀），本质上说，是从长流水向有限用水的回归，是传统用水理念的现代转型。任何工具都是人的发明创造，目的是提高生产效率和生活质量。当人们意识到工具在使用过程中的负面影响时，就会想办法纠正它、弥补它，而纠正、弥补的手段通常还是要借助工具的改进和创新。这就是人与工具之间的辩证关系，在此过程中，人总是居于能动地位。

至于水力工具、镇水工具的文化价值，也是有意思的话题，限于篇幅，此处不再展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