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早就知道以海为途

法国艺术史家丹纳在论述文化与地理环境的关系时说，一个民族永远留着他乡土的痕迹。他在分析希腊民族的性格时说，希腊境内最大的河流至多也不过一百多千米，其余的只是小溪和激流，但希腊三面环海，这样的地理形势特别鼓励人民航海。每个希腊人身上都有水手的气质，在荷马时代就有这个风俗，这种生活方式特别能够刺激聪明，锻炼智力。证据是古希腊人中最早熟、最文明、最机智的民族，都是航海的民族。学过世界历史的都记得老师反复强调的话—与古希腊文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的自然地理因素，不是山脉，不是河流，也不是湖泊，而是海洋。希腊没有河神，但是关于海神的神话传说很多。“水是文明之源”乃全世界的通则，显然，海水文化与希腊文明的关系非常密切。

跟很多欧洲学者的见解一样，前引述黑格尔所说“和海洋发生积极的关系”，不是指精神交集，也不是说海中取财和以海为国防屏障，这几个方面，中国古代无论在观念上还是行动上并不欠缺，他们所言主要是指海上交通。关于这一点，我们先要明确的是：世界各个国家的地理形势有区别，有的四面、三面环海，有的两面或一面临海，有的就根本没有一寸海岸线，不同国家、不同民族与海的关系当然就会各不相同，因此，不能要求中华水文化的“海水含量”一定要与别的国家完全一样。其实，我们注意考察中华民族的“乡土痕迹”，同样也能发现大海对中华文化的影响。要说海洋交通，中国古代并不落后。古籍记载，战国之际，临海的齐国和燕国，在齐国的威王、宣王和燕国的昭王时期，已多次派人到海中寻求三神山。可见，早在公元前四世纪，中华民族就没有把大海看作“陆地的天限”，而是迈开了海外探险的步伐，这不就是黑格尔所说的“超越土地限制、渡过大海”的实际行动吗？徐福受秦始皇派遣入海求不死之药，不仅次数多，且规模宏大，队伍达数千人。这不仅见于神话传说，也写在了史书《史记》《汉书》里，《史记》中有十余处言及此事。要说航海的目的，“求仙”固然荒诞不经，但在行动上却是重视了海的交通功能，将统治者的意志和权力场域由陆地扩展到海外世界，也是中国人首次航海的文字记载。刘邦建立汉朝后，原来的齐国志士田横不愿与之合作，带领五百壮士，把脚步从陆地向外延伸到海中，渡海到荒岛上落脚谋生（著名画家徐悲鸿曾据此题材创作大型绘画《田横五百士》）。汉代以后，由山东沿海、连云港一带开辟了多条通往朝鲜、日本的海上航线。三国时期，大批沿海民众渡海到台湾、琉球开发、定居。隋唐之后，以海为交通的商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更加繁荣。唐代鉴真和尚六次东渡日本传播佛教，历尽艰辛终获成功并产生了巨大影响，这不是积极渡过大海的勇敢之行吗？著名的“海上丝绸之路”，起始于西汉，隋唐时期走向繁荣，宋元时期发展到鼎盛。明代郑和首次下西洋是在1405年，航程之远，规模之大，超越以往历史，比西方航海家麦哲伦早了一个多世纪，比哥伦布首次远航探险早了半个多世纪。可惜后来因为海禁政策，海上交通大大萎缩，落后于发展迅速的国际形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