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的水工程美吗？
水工程是人类为克服与水的矛盾而进行的有意识的建造。水的自然状态不能完全符合人类的需求，于是需要修建水工程控制水流、水量，调节和分配水资源。建造水工程的首要目的当然是兴水利、除水患，但长期以来，我们往往把“第一”视为“唯一”，衡量水工程的基本标准是安全、实用，“不垮不漏，流量刚够”，至于工程是不是美观，是不是具有文化品位，往往无暇顾及或是忽略不计。有人说，这是历史传统的惯性作用。那么，历史传统究竟是怎样的？让我们把眼光向历史纵深处扫描，看看以往的水工程是不是美的。
这个问题，显然不能简单以“是”或“否”来回答。
我们都知道马克思主义美学的一个重要观点：人与动物在生产劳动上的显著区别是—人按照美的规律来建造。人在一开始创造劳动成果之际，除了满足实际的功利需求之外，还内在地运用了超功利的尺度—审美的尺度。通俗地说，人建造（制造）的东西，既要有用，又要追求美观。从人与动物的区别这个层面来看，当然是这样的。而人类历史上众多的水工程，全都是人建造的劳动成果，因此要认识水工程的美，应当把水工程跟其他类型的工程相比，才能发现差别。
同样是人的劳动成果，水工程与人建造的其他工程相比，美学含量如 何呢？
曾有西方学者认为，在中国等东方国家，自身的地理条件决定了治水是国家的头等大事，治水的需要促成了国家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僚机构，形成整个社会的统治框架，因此中国社会被称为“治水社会”。“治水社会”的基本传统是治水与治国、理政密切相关，历代政治家都强调“水运系乎国运”。由此可见，历代水工程的建造都跟政治、政权联系在一起。这层道理不难理解。但是，“水工程是重要的”不等于“水工程是美的”，如果将二者直接等同起来，这样的推导既不符合历史，也不符合逻辑。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兴修水利，根本目的不是为老百姓谋福祉，而是维护统治者的利益，巩固政权。其时的水利并非今天所说的“民生水利”，而是“官生水利”—为了官府、官员（帝王是最高的官员）的生存和利益。对于以农立国的社会来说，旱涝减少粮食收成，影响赋税征集和官粮进奉，从而影响军事、政治、外交。历代统治者强调“治国必先治水”，基本是从这个意义上着眼的。
这种治水宗旨对水工程的美学价值有影响吗？当然有影响，而且很直接。众所周知，治水与“治土”不同，“治土”可以是“个体行为”，工作靠个人之力、家族之力来做，像神话传说中的愚公带领着儿子们挖山不止；治水必须是公众行为，水工程一般属于公共工程，就是依照“公家”意旨、由“公家”组织实施修建的工程，大的水工程还是国家行为。封建社会公共工程的类别很多，为统治者建造宫殿、陵墓、官署、府第等也属于公共工程。这类公共工程的建造直接供少数统治者享用，建造寺庙、神殿之类直接体现统治者的精神需求，因此这类公共工程的建造需要（有时是必须）适应统治者的美学需求。历史上，哪个朝代的皇宫不是富丽堂皇？哪个地方的官署府邸不是气派壮观？而水工程就不同了，虽然它的实际效益最终与统治者利益密切相关，但一般不在统治者直接享受的范围之内，只要符合实用要求，美观不美观，跟统治者关系不大。正是这种关系影响到了水工程的美学价值。
西方社会学家魏特夫在研究东方社会的著作中，把公共工程分为治水工程和非治水工程，并指出这两类公共工程的建筑形象有着明显的区别。他认为，由于实用的、美学的和社会的原因，治水工程常常不如非治水工程那样给人深刻印象。从美学的观点说，大多数治水工程主要是为了功利主义的目的而修建的，可是大人物的陵墓、统治者和宗教人士的住宅、供人膜拜的殿堂都力求其建筑美观。组织这些公共工程人力和物力分配的人就是直接享受其建筑利益的人。因此，他们迫切希望使这些建筑物（宫殿、寺庙和都城）都极尽美观之能事，而对所有其他工程特别是水工程则很少关注，也很少下功夫。
人们会说，情况并非如此啊！中国古代建造并遗留至今的水工程，有些不也很美吗？北京紫禁城的护城河威严整齐，显示出皇家尊贵；北海、中南海，红墙绿波，岸芷汀兰，优雅怡人；颐和园的昆明湖，山水映衬，长桥卧波，曲径回廊，美的层次相当之高；但是，那些都是明清两代的皇家苑囿，供最高统治者直接享用的。还有南京的玄武湖、莫愁湖，至今仍是景观胜地，但不要忘了，玄武湖自南朝以来就是帝王的园林，莫愁湖是明代开国重臣徐达受皇帝赏赐的私家花园。这些水工程建造之美，恰恰是由于它们靠近权力中心，为统治者直接享用，才在建造中注重美学观赏价值。称其为“公共工程”，只不过官费修建、民众劳力而已。
还有一些水工程，由于成为“圣地”而受到统治者重视，其美学含量也会不断增加，典型的例子是都江堰。都江堰建成后，因其作用甚伟，为历代统治者所重视，汉代开始修建祭祀李冰的官庙，以后发展为二王庙，后代随着宗教（主要是道教）的推动，特别是宋代将“二王”祭祀升格为国家祭祀，在主体工程周围逐渐衍生出众多祭祀、纪念性建筑，形成巍峨壮丽的人文景观，加上周边的生态环境和景观环境得到很好保护，使都江堰的文化积淀不断丰厚，增加了都江堰工程的美学含量，既是水利圣地，也是著名的风景名胜。多数游客游览都江堰，也许并不见得领悟“道法自然”的工程原理和巧妙的工程手段，但对于其景观之美往往赞叹有加。类似的例子还可以举出河南武陟集宫、庙、衙三位一体的黄淮诸河龙王庙—嘉应观，仿照北京故宫建筑风格，规模宏大，气势辉煌。不过这些实例与历史上数量众多的水工程相比，毕竟还是少数。
历史是复杂的，任何对历史现象的概括可能都会遇到“反例”。但魏特夫指出，这些次要倾向并不会改变一个基本事实：大多数治水的和非治水的公共工程在美感上不如皇宫和官员府第、寺庙和陵墓那样突出，从艺术的观点看，最重要的治水工程—沟渠和堤坝最无观赏价值。就是说，供皇权和官员直接享用的公共工程修建得美轮美奂，一般公共工程就要相形见绌，而对整个社会最为重要的水工程因其不能供皇权和官员直接享用，最不注重美学观赏价值。不论我们是否赞同这种观点，西方学者的评价和分析应当引起我们深思，从中可以窥见古代延续下来并以惯性作用影响到后代水工程建造的历史传统。
不过，对西方学者的观点也要作些辨析。魏特夫说中国历代治水工程的美学含量较弱，显然是指水工程的主体建筑本身。但实际上，一处水工程的美是由多方面因素构成的，概而言之，水体之美、工程主体之美、工程附属建筑的美、水工程与环境的协调美等，都在其范围之内。如果说，历代水工程在主体建筑物本身注重实用而忽略审美观赏价值的话，那么在其他方面，有很多工程体现了美的创造，有值得弘扬和发展的优点。
比如，魏特夫说治水工程的堤坝、沟渠最无观赏价值，就显出了“一概而论”的武断。中国古代建造河堤、河岸常常与植树结合。春秋时政治家管仲是提出植树以固堤保土的第一人，《管子·度地》就说到，要在沿河两岸“树以荆棘，以固其地，杂之以柏杨，以备决水”。沿河植树自然就形成了水工程绵延的景观。隋炀帝开凿汴扬大运河，在河堤两岸种植柳树，“大业年中炀天子，种柳成行夹流水。西至黄河东至淮，绿荫一千三百里。”（白居易《隋堤柳》）。宋词中“杨柳岸，晓风残月”的句子，描写的就是隋唐运河沿岸的情景，杨柳垂岸的堤岸，配上河中的樯橹风帆，自成一种怡人的景观和韵味。清人的《潞河竹枝词》写北运河春日景致：“几处绿杨桥跨水，游人错认范公堤。”运河两岸，堤岸平阔，绿杨连绵，最常见的水工程成了民众春日郊游的好去处。当然也可以继续思考：为什么这类景观多在运河两岸？在古代，铁路、公路交通没有出现之前，水路是重要交通方式，官员出行甚至皇帝出巡，常常坐船行走运河。不仅两岸风光、民居尽入眼中，河岸风景更在观赏视野之内。因此，需要优雅养眼，至少不能单调简陋。
从水工程与环境的协调之美来看，中国古代水工程也有一些成功的范例。安徽歙县的鱼梁坝，是中国古代著名的水利工程之一，始建于唐，明代重建，距今约1400年。坝身横跨练水之上，一端是苍翠的青山，一端是徽派风格的古镇民居，选址和建筑体现了“人力营造”与“天公造化”的统一，被誉为“皖南都江堰”，呈现出人与自然的和谐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