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态问题的水文化理解

长江大保护的重点是生态环境的恢复。水对于生态的影响，是科技领域的课题，更是现实生活时时可见的事实，联系着政治、文化及其他方面。古人甚至认为水环境的巨大变化与国运兴衰连为一体，《国语·周语》就说：“伊洛竭而夏亡，（黄）河竭而商亡。”水文化研究，当然需要关注由水引发的生态环境问题。

水文化是在人水关系中产生的文化。人水关系的理想状态是什么？概括地说，就是四个字—人水和谐。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过一句经典名言：“水德含和，变通在我。”意即，水的基本品德是可以与人类友善共存的，而能不能与水和谐相处，关键看人类的作为。人水和谐的对立面是人水冲突，短暂的冲突可能较快归复和谐，但长期的持续性冲突，必然造成对生态环境的伤害。在长江面前，人类最初是享用者加膜拜者的双重身份，后来，改造自然的力量增强了，就想着要成为征服者和获利者，并且想获得更多利益。目前，除了历史上长期存在的“水多”（洪水）这一矛盾，今天更突出的是“水少”“水脏”的难题。

回望历史，长江的人水冲突并非始自今日。中国是一个“治水社会”，关于河流开发，有过符合自然规律的经验总结。《汉书·沟洫志》记载，西汉末年贾让在治河三策中就提到：“上策”是开发水土资源不能破坏河流湖泊的自然状态，应当顺应自然，与之和谐相处。如果侵犯河湖，“民耕田之”，就会使洪水不得安息，造成水灾。但是，历史上总是有着私欲的贪婪，只看眼前利益而不计后果。一个典型现象是围水造田，与水争地，这在中国历史上存在过很长时期。东晋之后，大量北方人口南迁，土地稀缺，南方河流湖泊多，富家大族纷纷占据山林川泽，毁水域增田亩的现象比较普遍，从江浙一带开始，逐渐扩展到长江中下游地区。以后历代不绝，愈演愈烈。到南宋时，已引起有识之士的重视，批评此类行为是贪小利而留远患。以“长江双肾”之一的洞庭湖为例，本来是我国第二大淡水湖，湖面1.2万平方千米，号称“八百里洞庭”。但从明清以后，围湖造田使得湖中垸圩纵横，到1825年时，湖面缩小了一半，还有约6000（一说5600）平方千米。乾隆年间，即有人大声疾呼：“人与水争地为利，以致水与人争地为殃。”1934年，我国现代水利事业先驱李仪祉先生向国民政府提交报告，直陈围湖造田之弊，力主“废田为湖”，但这些意见未被采纳。到1949年时，洞庭湖水面缩小到约4300平方公里。此后的几十年间，围湖造田不减反增，再加上水土流失的淤塞，用水量增大，入湖水量减少，进入20世纪90年代，洞庭湖水面只有约2700平方公里，比1949年时缩小了三分之一以上，蓄洪调节能力大为降低。有卫星遥感地图显示了湖面逐年缩小的状况，很直观，也很惊人。

“洞庭天下水，岳阳天下楼”，古往今来多少文人雅士咏唱过！在爱情故事《柳毅传书》中，人们遇到过长江边的一位水神—洞庭龙君。湖中碧波环绕的君山，是舜之二妃娥皇、女英的葬地，被李白描写为“淡扫明湖开玉镜，丹青画出是君山”，刘禹锡喻之为“白玉盘里一青螺”。那真是如诗如画的水环境啊！前几年的某个秋日，笔者游洞庭湖，访君山，君山周围湖水已经大面积干涸，不需乘船，汽车可以从岸边一直驶入岛上。路两边，荒草丛中，一艘艘破旧的船只匍匐在地面。秋风萧瑟，访古观景的游兴一时间散落一地。

毋庸置疑，长江开发带来了经济社会的繁荣发展，但忘记了对长江“母亲”保持必需的尊重和谦卑。如果说，古代治水是为了避免“水伤害人”，进入工业、后工业时代，人水冲突主要体现为“人伤害水”。开发欲望的无限膨胀造成对河流的伤害，于是又不得不吞咽自己酿成的苦果。一百多年前，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里就发出过告诫：“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每一次胜利，在第一步都确实取得了我们预期的结果，但是在第二步和第三步却有了完全不同的、出乎预料的影响，常常把第一个结果又取消了。”[2]

“水是生态之基。”水环境退化、恶化了，不可避免地会引发生态环境的连锁反应。生态环境不好，人们直接感受到的是物质生活的困难，身体健康的损伤，但同时也一定会给精神生活笼罩阴影。最简单的事实就是，水脏了，喝着不放心，难道看着就愉快吗？这种反应，不是“亚马孙森林里的一只蝴蝶扇动翅膀，会在得克萨斯州引发一场风暴”那样神奇、玄妙的“蝴蝶效应”，它就是明明白白的影响，实实在在的效果。

试想，如果湖泊水面持续萎缩，那么，“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的雄壮之美，只能感慨“此情可待成追忆”，还能出现在生活中和文艺作品里吗？

如果听任长江水质污染下去，蓝藻继续疯狂蔓延，“春水碧于天”，“春来江水绿如蓝”的美好意境，也许只能无奈地在心中怀想。“太湖美呀太湖美，美就美在太湖水”的歌声，唤起的是欣悦还是感伤呢？

这样的逻辑关系，不复杂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