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文化研究中的“对着说”

前一篇文中说过，水文化研究需要延伸性的发展（“接着说”），更需要对已有现状和见解的质疑、商榷、争鸣，即“对着说”。“对着说”有两类，一类是“自觉的对唱”，争鸣有明确的对象，针对其观点、材料、方法进行商榷，发表不同见解；另一类是“客观的异声”，你说你的，我说我的，主观上没有明确的对唱之意，但事实上形成不同观点。对于水文化研究来说，有了“对着说”，就能激发人的智慧，强化思维的力度，促进研究的深入和理论的建设。笔者上篇文章论及对古代治水的评价，就带有争鸣意味，因为看到不少对古代帝王治水全盘赞颂的文章，想发表一点不同的看法。

从学术研究领域来说，“对着说”是研究深入的体现，只要出现了对问题的不同认识和判断，“对台戏”就会自然呈现。“对台戏”不一定是两家，也可能是三家或者更多，但基本上各不相同，不是细小的分歧，而是明显的对立。以下结合几个实例来谈谈学术争鸣的作用。

第一个实例是关于坎儿井的起源，这是水文化（也是水利史）研究中的一个具体问题。新疆坎儿井的起源，大致可分为“传入说”和“自创说”两类见解，差异性很大。而“传入说”又可分为“国外传入说”和“国内传入说”两种，更是明显对立。“国外传入说”最早是西方汉学家伯希和提出，认为坎儿井是17世纪从波斯（今伊朗）传入新疆，此说曾经在国际范围内产生一定影响，至今西方的“维基百科”还说坎儿井起源于波斯。“国内传入说”代表人物是近代著名学者王国维，他在《西域井渠考》中根据中国古代文献，提出了与伯希和完全相反的见解，认为坎儿井起源于关中地区的“井渠法”，汉代屯田兵卒经河西走廊传入新疆吐鲁番地区，而后从新疆传入伊朗等中亚国家。王国维认为：“（伯希和）所言与汉井渠之法无异，盖东来贾胡以此土之法传之彼国者，非由彼土传来也。”简而言之，坎儿井不是从波斯传入中国，恰恰相反，是从中国传入波斯。在国内学术界，王国维的论断似乎已成定论，影响很大，得到广泛认可。伯希和在其《评王国维遗书》一文中，虽不完全赞成王氏见解，却也不得不承认公元前2世纪末长安一带就有坎儿井一类井渠。“自创说”也是由国内学术界提出，认为坎儿井主要是当地各族劳动人民在发展农业生产与干旱作斗争过程中，经过实践逐步创造而成的，体现了当地劳动人民适应自然地理条件的智慧，当然不完全排除学习和借鉴。几年前，笔者在一次国际会议上见到，伊朗的代表坚持坎儿井是他们的创造，这不难理解；同时还有非洲阿尔及利亚的代表实地展示了非洲坎儿井的视频，其中人工挖掘的地下沟渠，与新疆坎儿井的输水暗渠非常相似。这就促进我们进一步思考：如果按照“国内传入说”，坎儿井从新疆传入伊朗等国家，那么从中亚到北非的遥远路途，又是如何传入的？这有待学术界的论证。“自创说”有没有合理的成分？钱钟书先生在论及中外学术文化时说过：“东海西海，心理攸同”，人类智慧是相通的，在相似的自然条件下创造出相似的成果，在人类文明史上是完全可能的。也许不同地区的坎儿井是并列关系，其间有渗透和交叉，但并非简单地从某地到某地再到某地这样线性的流传关系。笔者在此不能为坎儿井起源问题下定论，只是借这一例子说明，不同学术观点之间的重大差异会促发人们的深入思考，这对于学术研究是非常有价值的。

第二个实例是关于水文化研究现状的评价，属于比较宏观的话题。就笔者所见，出现了差异性很大的见解。一种观点是把近十几年来的水文化研究上升到“学”的高度，并出版了名曰“水文化学”的著作，似乎水文化已经建立起了学科体系。另一种观点则截然相反，认为水文化作为一门学问总体上还不成熟，不能像水利学科那样进入国家学科目录。甚至还有观点认为，近年来的水文化正在走向边缘化。当然，也有第三种观点，认为水文化已经结束了最初散乱、游移的形态，学术体系初步建立，重要概念基本稳定，正在成长之中并逐步发展。评说每种观点的合理性和局限性，不是本文的任务，只是想借此争鸣自身具有的价值。从事一门学问的研究，常常是在自己熟悉的路径上“单刀独进”，奋力前行，容易产生对研究对象的“偏爱”（“杀猪的都说猪肉香”），以及对个人成果的自珍（“孩子总是自己的好”）。但学术研究是科学，情感可以化成研究的动力，却不能成为评价的尺度。综观目前的水文化研究，是否可以成为一个独立的学科？或者根本不具备科学的基本形态？这显然不是个人的情感抑扬所能决定的。如果说，欣喜、欢庆之类的心情不能代替对学术的评价，那么，对学术研究状态的不满、焦虑也是情感，同样也不能作为学术评价的科学尺度。开放的学术研究需要博采、兼听，特别需要听听“对立面”的声音，这样可以有助于自己在作出论断时多些辩证和公允，减少武断和偏执。学术研究中出现对立性意见，不论本身正确性和谬误性的多少，单是“对着说”本身，就是推动研究不断前进的动力。即使是尖锐的批评或者鲜明的否定，只要出言有据，也能引起反思，启发思考。

第三个实例，是“中华文化是由水生成”还是“由道路生成”，这对于水文化研究来说是一个更为根本性的争论。关于“水是中华文明源头”的说法已经深入人心，水文化研究者更加服膺这种观点。大禹治水奠定华夏历史上的第一个国家形态，以后整个社会的基本框架就是在治水基础上形成的，社会学家称之为“治水社会”。西方社会学家魏特夫也认为，农业依赖灌溉而建设大规模的灌溉系统，由此形成了动员与管理大批劳动力的政治权威，促成了中国国家形态的建立。但是，旅美历史学家许倬云却提出了完全不同的见解。他认为，中国文明的源头不在大河。他不赞成“中原中心论”“大河文明”“运河中心论”，他对大禹治水、农业灌溉等问题都提出了与魏特夫不同的理解（具体观点此处不能展开）。许倬云认为，中国文化的特质，要从筑城与筑路中去体会，由筑城墙而成的聚落（城镇、城市）是一个个“点”，道路将若干“点”连接为一个地区，并把一个个地区结合成更大的整体，及至成为政治单位—国家。中国历史上，从汉代起到唐的地方行政单位就称为“道”（如淮南道、剑南道），宋代称为“路”（如广南东路，荆湖北路）。他的结论是：“中国的文化，与其说是由河流（尤其指黄河）衍生，竟不如说是道路的文化”（详见许倬云《中国文化发展的点和线》）。这番话对中华水文化简直有“颠覆”性质，可能激起水文化研究者的强烈反对。但是也不必简单指其为“荒谬”。众所周知，学术研究，得到肯定、赞扬，固然能激励信心，振奋精神，但长期的自说自话也容易使思维产生惰性、迟钝，这是很多人都有过的体会，而一旦遇到否定性、对立性的意见，思维就会被激发起来，思想的火花迅速被点燃，思想碰撞产生的火花，正是产生新观点的好契机。“道路文化说”将促使我们论及中华文化与水的关系时，思考得更周密，更深入，更圆满。当然，也可以分析、体会对方的材料和逻辑，发现其中的谬误，通常所说的“辩论出思想、出智慧”，就属于这种情况。

总之，学术的质疑、争鸣、批评、否定，具有促进学术成长的正面价值，但也有几方面需要注意：

其一，“对着说”的学术争鸣（特别是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不是追求非此即彼的刷新，也不是东风压倒西风，把别人的理论见解淘汰掉，而是要从不同侧面为学术共同体增加新的内容。每一种学术见解其实都是“我见”，学术界更多需要的是“商榷”“对话”。争鸣不是为了把对方打败，而是要通过合作性的交谈，取得更加合理的共识。

其二，“对着说”的学术争鸣需要对他人成果的了解和尊重，自身也需要科学求实。对别人的研究没看明白就轻易下断语，否定一切，唯我独尊，信口开河，或动辄否定一切，故意剑走偏锋，都不是严谨的科学态度。至于以“戏说”态度说大禹三过家门而不入是因为外有“小三”，故唱反调，吸引眼球，与科学态度更加背道而驰。

水文化研究，广义而言，一切学术研究，之所以需要平等、理性地对待不同意见，并不只仅仅出于说理者主观意愿上的“宽容”，而是由学术话语本身的特性决定的。借用古希腊哲学家芝诺的比喻来说，学术的话题像是摊开的手掌，不是攥紧的拳头。欢迎别人加入对话，真理性才能在充分的对话、商榷之中成长。目前的水文化研究，争鸣、商榷不是太多，学术气氛不够活跃。如果能够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产生热闹的“对着说”，不同的观点都能有理有据地阐释清楚，在争鸣中相互补充、相互激励，从不同方向形成合力，推进理论研究和实践的进步，那才真正标志着水文化研究的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