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的水环境是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的必需条件

水不仅是农业的命脉，更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良好的水环境能为经济发展与社会繁荣提供基本条件。游牧、渔猎时代对水环境的依赖是众所周知的，游牧民族“缘水而居，不稼不穑”（《列子·汤问》），水草丰美是畜牧业发展的基础，水又是草生长的基本条件。新疆罗布泊，历史上曾经是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牧场。后来，水环境恶化，人口迁徙，终于成了荒凉的沙漠。

农业社会，水与土（田地）共同构成人的生活基础，所谓“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成书于2000多年前的《管子》就说：“夫民之所生，衣与食也；食之所生，水与土也。”（《管子·禁藏》）马克思曾经指出：“气候和土壤条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2]灌溉条件好的地区是上等的农业生产区。即使在今天，增加灌区面积依然是发展农业的重要途径之一。水不仅用于浇灌，水中还能出产物质财富，养殖和捕捞是传统农业经济的组成部分。由于水能生财，自春秋以来，政府就开始对水环境进行税收方面的管理。

进行水管理以一个基本认识为前提—水是一种可以调控的珍贵资源。人类对水资源价值的认识有一个发展过程，是逐渐由单一走向丰富的。就中国古代文献来看，早期的疆域意识主要是国土意识，统治者重视的是土地以及土地之上的城市、人口，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诗经·北山》）。那时的战争也主要是“攻城略地”，重在土地资源的争夺。以后，水作为财富的意识逐渐明确了，除了饮用、浇灌之外，它的捕捞、养殖价值也逐渐被认识到。基于“水中能出产财富”的认识，水逐渐纳入了政府管理的范围。在农业社会，土地按可耕作程度分级赋税是通行的规矩。大约到了周代中期之后，水也比照土地之法赋税。《管子》中就说到，流水和低洼湿地，凡能捕鱼的，都按照土地标准的五分之一折算。据古籍记载，孔子在鲁定公时担任鲁国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孔子家语·相鲁第一》）所谓“五土”，就是山林、川泽、丘陵、高地、低洼沼泽，其中两类是以水为主体，孔子视之与“土”有同样价值，体现出政府对水资源的管理措施。

城市的繁荣和发展更加依赖水资源和水环境。《管子》就提出，建立都城要充分考虑水的因素：“凡立国都，非于大山之下，必于广川之上。高毋近旱，而水用足；下毋近水，而沟防省。”《管子·乘马》这是我国历史上最早论及城市建设与水的重要关系的。古代城市除了日常生活用水之外，漕运、防卫（护城河）和城市园林，也都需要依赖水环境条件。现代城市在工业、商业、基本建设方面，比古代城市用水量更大。“在知识经济时代之前，工业用水是现代城市用水的主要组成部分，约占整个城市用水量的70%。”[3]由于宏观自然环境的变化，北方许多城市水资源严重短缺，制约了城市的发展。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连续进行了引滦济津、引黄济青、引黄济太等水利工程建设，大大改变了城市原来的水环境，促进了城市的繁荣发展。举世瞩目的南水北调工程，也是为了改善北方的水环境，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

水对于人类社会，除了显而易见的实用意义之外，还具有赏心悦目的美学价值。亲水是人的自然本性，美好的水环境是人类生活的理想追求。古今中外的环境观，都非常重视水。中国古代的风水观，其中固然含有迷信糟粕成分，但它注重水环境对人类深层的精神、心理影响，并认为这些精神因素能够转化成为社会现实，其道理内在有着一定的科学依据。目前社会大众追求高品质生活的愿望越来越强烈，美好水环境的建设，总是直接拉动周围房地产的升值，这已成为众所周知的事实。旅游休闲的通常选择是山水佳处，凡有水的地方，总会在水环境上做文章，努力为人民群众提供美好和谐的休闲娱乐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