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国一盘棋：群力治水的团结协作精神

在中国，治水历来都不是个人行为，而是集体行为甚至是国家行为。在中华民族文明史上，大禹集合了各部落的力量获得治水的成功，促进了华夏民族的形成和统一政权的建立。历代以来，水利作为社会发展的重要部分，与政治、经济、社会等多方面都密切联系着。由于大规模修建水利工程以及有效管理这些工程和水资源的需要，必须运用一定的权力来组织、调动社会力量，协调相应的关系。如中国古代运河的开凿，就是中央政权调动全国之力为之，工程完成后又对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全面影响。因此，学术界有人认为，中国古代社会的形成和发展与治水分不开，可以称之为“治水社会”或“水利社会”[1]。社会修水利、水利收益的社会化是东方社会的特点，也是中华水文化的传统。马克思在探讨东方社会的独特道路时指出，东方社会的一个显著特征，就是水利事业一直是国家的公共工程，在社会的生产方式和国家政治活动中，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亚洲的）气候和土地条件，……使利用渠道和水利工程的人工灌溉设施成了东方农业的基础。……节省用水和共同用水是基本的要求，……所以就迫切需要中央集权的政府来干预。”[2]但是，在旧的历史条件下，政治割据的制度和社会结构对水事活动有着诸多制约，实践中对治水的社会统一性形成很多干扰，这也是历史上屡见不鲜的事实。

新中国成立后，政通人和，国运昌盛，全社会洋溢着创造新生活的精神气概。人民政府执政为民，依靠生产资料公有制的优越性，开展大规模改造自然的伟业。政治统一带来水利事业的步调一致，治水、管水不仅是为了自身和本地区的安全和幸福，也是为全国、全社会谋幸福。水利事业打破了地区和行业界限，国家制定各条江河以及全国水利的统一规划，为全面合理地开发水土资源和治理水患创造条件。全国一盘棋的水利视野形成了新中国水利事业的团结协作精神。以治理淮河为例，毛泽东就作出过指示：“河南、皖北、苏北，三省共保，三省一齐动手。”[3]1985年，国务院治淮会议指出：“小局服从大局，大局照顾小局，最终服从大局。”1991年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治理淮河、太湖的决定》中再次强调淮河流域人民要进一步发扬团结协作精神，完成治理淮河的任务。这些都是从全流域整体出发的治水思路。再如长江中游的治理，20世纪50年代，周恩来提出“要使江湖都对人民有利”，结束了历史上长期的“舍南救北”的争论，成为建设荆江分洪工程和治理长江的指导思想。1990年，国务院批准的长江流域综合开发，覆盖12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共180万平方千米的面积，在全世界是少见的。由于有了全国一盘棋思想的指导，当代水利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每个时期，都集中一定力量，完成一批治理江河的骨干工程。尤其是在跨地区、跨省份的水利工程中，统一的规划、部署和协调保证了工程进度和质量，从而大大促进了当代水利事业的快速发展。

1998年，我国长江流域、松花江流域发生了历史罕见的特大洪水，在抵御特大洪水中，党和国家高层领导亲临前线指挥；人民军队参加抗洪抢险，不怕困难，不怕牺牲；军民一心，团结奋战；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同德，有钱出钱、有力出力，谱写了新中国抗洪史上的辉煌篇章，取得了抗洪斗争的伟大胜利，也向世人展示了中华民族“万众一心、众志成城，不怕困难、顽强拼搏，坚忍不拔、敢于胜利”的豪迈气魄。1998年抗洪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体现，是中国综合国力的强大体现，也是中华民族凝聚力的体现，集中体现了中国在改革开放时代新的精神风貌。

在全国一盘棋的精神指导下，人民群众在治水工程中也充分表现出识大体、顾大局的团结协作精神。从新安江水电站、丹江口水库、引滦入津工程到三峡水利工程、南水北调工程，每一次都涉及土地的占用和大量居民的动迁。特别是三峡移民，规模大，时间长，移民数量多，几乎相当于一个小国家的人口，是世界历史上前所未有的。这样大规模的移民，不仅在封建时代难以设想，在资本主义社会也难以顺利进行。党和政府对广大群众进行“一户迁移万户安”“舍小家，为大家”的教育。三峡移民从国家利益出发，积极支持国家的重点水利工程建设，形成了新时代的三峡移民精神，其主要内涵是：顾全大局的爱国精神，舍己为公的奉献精神，万众一心的协作精神，艰苦创业的拼搏精神。三峡移民精神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在改革开放新的历史时期的升华，也是中华民族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征程上的又一宝贵精神财富。[4]

群力治水是中国水利史的传统，但以往时代的群力治水、“水利均沾”大多着眼于小区域、小范围，当代中国水利事业真正体现了全国一盘棋的宏大视野，在宏观规划和整体布局方面追求全国人民的互利共赢，为中华水文化优秀遗产增加了新的文化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