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断探索治水规律，水利科技水平快速提升

以科学精神指导水利建设是当代水利事业的突出特点。以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为核心的现代水利事业是从20世纪初开始的，到新中国建立时，还不到半个世纪的历史。新中国成立之初，时任水利部长的傅作义就说，中国历史上不是没有治水理论，但在今天是远远不够的，要不断发展理论。20世纪50年代以后，水利科学理论和工程技术进入快速发展阶段。“红色河官”王化云从任新中国第一任黄委会主任开始，就注意研究历代治河方略，开展调查研究，从实践中认识黄河，以后在不同时期提出了不同的治河方案。他提出的第一个治河方略，就是“宽河固堤”，第一次整修黄河大堤推行的是“废除民埝，实行宽河”。这种思想是从我国历代治河经验中总结出来的，今天看来，是符合河流规律的高明治河之举，保证了黄河五十多年的防洪安全。在黄河全面治理方面，他作了系统地总结—“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蓄水拦沙、宽河固堤、除害兴利、综合利用”，这些对于治理黄河的理论思考，表现了当代水利人勇于探索的科学精神。“长江王”林一山运用河流辩证法，创造性地解决了葛洲坝工程模型中出现的问题。他总结说：“我们搞的那些工程方案，在那些留美回来的博士眼里看来，都是不可思议的，因为他们的美国老师从未教过他们这些。但事实证明，是我们对了。”[6]

水利事业的发展需要人才。广大科技人员、知识分子在水利建设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建国之初，水利部提出要重视人才，有计划地培养人才，提高水利建设的科技水平。大批知识分子响应国家号召，投身水利事业，其中很多留学欧美、学习土木工程的知识分子不去建造大楼而首先投身水利工程，为当代中国的水利事业做出了重要贡献。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治淮河工程修建佛子岭水库时，就邀请了茅以升、钱令希、黄文煦、黄万里、张光斗等国内著名水利专家召开专家会议，成功建造了当时属于世界先进技术的连拱坝，同时也培养了一大批优秀的水利工程人才。

当代水利事业始终坚持科学治水的原则，在不断探索水利工作科学规律的进程中，发展了水利科技事业，使当代水利逐步走上了现代化、科学化的道路。如1950年确定的治淮基本方针“蓄泄兼施，上中下游统筹，以达根治之目的”，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的。20世纪50年代治淮工程中修建的佛子岭水库，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工人边干边学，大胆革新，自行设计和建造了中国大地上从未有过的钢筋混凝土连拱坝，创造了当时国内水工界的奇迹，连国外专家也表示钦佩。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建造了很多大型水利工程，最具有代表性的是三峡水利工程，科技水平之高令全世界瞩目。

科学精神还体现在对于失误的认识和纠正上面。当代水利建设取得了重大成绩，但前进的道路不是一帆风顺的，认识上曾经存在片面性，工作中也出现过失误。如1955年有关治黄方案发生了某些失误，周恩来主持修改治黄规划，收到了良好效果。“大跃进”时期，过分强调“以小型水利工程为主、以蓄水为主、以社队群众自办为主”（简称“蓄、小、群”）的“三主方针”，甚至当作治水的唯一正确方针，在全国推广。后来经过调查研究，纠正了工作中的片面性。1958年，黄河灌区建成，因重灌轻排，土壤严重盐碱化，出现了“一年增产，二年平产，三年减产，四年绝产”的现象。后来用排涝治涝，才得以恢复。20世纪60年代，黄河三门峡工程建成后，暴露出了设计方案中存在的问题，形成“翘尾巴”。在周恩来亲自关心下，水利工作者以唯物主义态度，对原设计作了根本修改，经过多次改建，收到了显著效果，基本解决了库区泥沙淤积“翘尾巴”的问题。20世纪70年代初，葛洲坝工程由于“三边政策”（边设计，边勘测，边施工）而暴露出严重问题，开工两年后被迫停工。后来在“重新设计”过程中，坚持以河势规划研究入手，统筹协调解决各方面的矛盾和要求，经过无数次辩论和反复试验，最后确定了“一体两翼”的枢纽布置方案，使葛洲坝工程得以顺利建成并产生了良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依靠广大群众，调动群众的聪明才智，是当代中国水利事业的成功经验之一，但也出现过搞群众运动的现象，不尊重科学规律，忽视工程质量。经过实践检验，水利工作提高了认识水平和决策能力，把依靠群众与搞群众运动区别开来，体现了治水思路的深入。

治水是一项系统工程，既涉及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也涉及对社会规律的认识。人的认识不可能一蹴而就，难免会走弯路。当代水利事业正是在治水过程中不断探索规律，认识规律，掌握规律，不断解决矛盾，及时改进失误，在实践中积累经验，使水利科技获得了重大进展，不断创造出新的业绩。以科学精神指导治水实践，当代水利科学在理论上和技术上都获得了重大进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