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研究现状
《大般涅槃经》作为重要的大乘经典，有很多值得研究的领域。现从以下五个方面概述近现代《大般涅槃经》的研究现状。
（一）《大般涅槃经》的版本研究
《大般涅槃经》的梵本已佚，近世陆续有梵文断简出土，引起文献学者注意，此方面的研究成果主要来自日本学者。另外，藏文本《大般涅槃经》以及出土的其他语言文字的经文残片也是学界关注的问题。王邦维《略论大乘〈大般涅槃经〉的传译》[5]一文介绍了本世纪初在日本和新疆发现的梵文残本的情况，并将梵本的部分残文与北凉昙无谶及东晋法显所翻译的两种汉译本进行对照，分析其中的异同，得到的结论是：谶译和显译译出时间较早，各自使用不同的原本，其原本又与今天见到的抄写较晚的梵本有不同之处，说明大乘《大般涅槃经》当时在印度和中亚流传有不同的抄本。该文以翔实的文献资料提供了汉译佛经研究的新思路，即从不同语言的抄本探讨经典本身在不同时期发展的历史，对于佛学语言、文献、历史的研究有重要的意义。与梵文本和藏文本等译本比较，汉译本的研究可谓成果丰富。日本学者布施浩岳《涅槃宗的研究》（前篇）[6]第二章《大本涅槃经的传译》以及中国学者汤用彤先生《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7]第十六章《涅槃部经之翻译》一节，较详细地考察了各种《涅槃经》的传译情况。而较新的有关版本的研究著作有屈大成《大乘〈大般涅槃经〉研究》[8]第一章《大乘〈涅槃经〉的传译》，对五种重要的汉译本《涅槃经》进行详细的考证，后学者可供参考借鉴。景盛轩《〈大般涅槃经〉异文研究》[9]一书，从版本、异文、训诂角度对敦煌本《大般涅槃经》进行研究，其扎实的文献学、文字学基础令人钦佩。景盛轩还发表了一系列关于国内外敦煌《大般涅槃经》残卷、写卷的调查和研究，比较有代表性的是《英藏敦煌〈大般涅槃经〉残卷初步缀合》[10]《国图藏敦煌吐蕃时期〈大般涅槃经〉写卷缀集》[11]，通过不同馆藏残卷、写卷的比较研究，从而重现敦煌遗书在藏经洞启封之初的原始保存状态以及敦煌吐蕃时期《大般涅槃经》的抄写状况。学位论文中，较有价值的是四川大学郭迎春的博士论文《〈涅槃经〉的汉译及涅槃信仰研究》[12]，论文的前半部分主要解决《涅槃经》汉译始自何时及诸译本的问题，通过诸译本的比较探讨其间的异同及其隐含的思想。汉译本《大般涅槃经》版本的研究已经比较全面完善，若论《大般涅槃经》版本研究的未来趋势，应该以梵文本和藏文本及其语言译本研究为主要方向。
（二）《大般涅槃经》的佛学思想研究
自北凉昙无谶《大般涅槃经》传入南方，研习涅槃思想的僧人数量增多。《大般涅槃经》强调佛陀及涅槃为常、乐、我、净，此讨论的重心与传统佛典宣说苦、无常、无我等教理差异较大，因此成为当时备受瞩目的课题。张曼涛《涅槃思想研究》[13]第四章《涅槃思想的完成》认为《大般涅槃经》的思想涵盖了中观和唯识（空和有）之胜义，是大乘涅槃思想之全体的综合完成，进而对此特点详细探讨。屈大成《大乘〈大般涅槃经〉研究》[14]第六章《〈涅槃经〉的常乐我净观》对常乐我净的词义、源流及常乐我净佛陀观和涅槃观一一分述，有助我们全面理解常乐我净思想的发展源流。《大般涅槃经》最引人注目的莫过于“佛性”这一观念。南北朝时代盛行讨论“佛性”，便是《大般涅槃经》影响所致。有关《大般涅槃经》佛性思想的专论不断出现，较重要的有汤用彤《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15]第十七章《南方涅槃佛性诸说》，罗列南方诸家佛性之说如释宝亮、梁武帝等人的佛性论，清晰呈现佛性思想在南北朝时期的传播接受情况，成为之后研究者重要的参考线索。任继愈主编的《中国佛教史》第三卷[16]第二章第三节《〈大般涅槃经〉的基本思想》介绍涅槃四德、一切众生皆有佛性、智慧佛性、一阐提等思想内容；第三章第二节《涅槃佛性学说的流行及其社会意义》对涅槃佛性学说流传情况和涅槃学者争论的主要内容与社会意义展开。牟宗三《佛性与般若》[17]上册第一部第四章《〈大涅槃经〉之佛性义》论及《涅槃经》中佛性义之种种说法，深入阐析了三德秘密藏、空不空与不空空解脱涅槃以及众生成佛等问题。释印顺《如来藏之研究》[18]第八章《如来性佛性之抉择》针对昙无谶四十卷本前后访求的时间不同，分为初译十卷和续译三十卷，前十卷揭示“如来藏义”，后三十卷分成四部分，就不同的佛性特征进行解说，认为《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说重视《阿含经》的因缘说，参用《般若》《中论》等思想来解脱，与唯心的如来藏说有很大差异，显示了它圆融的圆教特点。赖永海《中国佛性论》[19]从哲学发展史着眼，全面、系统地阐述佛性在中国佛教史上的表现，《大般涅槃经》的佛性论代表了佛性发展的一小阶段。屈大成《大乘〈大般涅槃经〉研究》第七章《〈涅槃经〉的佛性观》，廖明活《南北朝时代的佛性学说——中国佛性思想的滥觞》[20]，都探讨了《大般涅槃经》的佛性思想。除了“佛性”观念受关注外，《大般涅槃经》的“危机”思想、“戒律”思想也受到了重视，此方面日本成果丰硕。如望月良晃《大乘涅槃经的研究》[21]第一编《〈大乘涅槃经〉里出现的教团危机》，水谷幸正《佛教中的危机意识研究》[22]《〈大乘涅槃经〉群中的危机思想》[23]等，对《大般涅槃经》中流露出的浓重的危机思想均有讨论。屈大成《大乘〈大般涅槃经〉研究》第四章《〈涅槃经〉的危机思想》与第五章《〈涅槃经〉的戒律思想》也有论述。《大般涅槃经》的思想研究还包括与其他经典的对比，如《首楞严经》《般若经》《法华经》。另外，《大般涅槃经》与禅宗的关系也是一个研究重点，吴言生《禅宗思想渊源》第十章《〈涅槃经〉与禅宗思想》论述了涅槃妙有思想对禅宗本心论、迷失论、开悟论、境界论等思想的影响。总之，有关《大般涅槃经》思想研究的专著、硕博士论文以及期刊论文数量很多，其中大部分属于外文著作。以上仅选择具有代表性的成果论之。
（三）《大般涅槃经》的文学特质研究
关于《大般涅槃经》文学性研究的成果很少，主要集中于两大问题的讨论。第一，关于《大般涅槃经》的譬喻研究。丁敏《佛教譬喻文学研究》[24]中虽专设一节《〈大涅槃经〉中譬喻的方式》，也只谈及《大般涅槃经》的八种譬喻方式，并未对《大般涅槃经》的具体譬喻内容展开论述。冯国栋《〈大般涅槃经〉的譬喻研究》[25]与胡和平《试谈〈大般涅槃经〉的譬喻艺术》[26]两篇论文都揭示了《大般涅槃经》譬喻的特点与成就，但皆泛泛而谈，未触及譬喻的精髓所在。龚贤《佛典与南朝文学》[27]第三章《大乘〈大般涅槃经〉》中第二节《南本〈大般涅槃经〉的譬喻艺术》，重点对《大般涅槃经》八种譬喻的运用进行了分类分析，并无太大创见。李小荣《汉译佛典文体及其影响研究》[28]第六章《汉译佛典之“譬喻”及其影响》对《大般涅槃经》譬喻的方式及功能进行详细的阐述，对本选题有极大推进。国外相关研究成果中，日本福原莲月《关于〈大般涅槃经中的譬喻〉》[29]对《大般涅槃经》譬喻内容进行分类，重点梳理了具有代表性的几则佛理譬喻，也无太多创新之处。金子芳夫《〈大乘涅槃经〉里如来藏的譬喻》[30]同样就大家关注的如来藏的譬喻内容展开分析。
第二，关于《大般涅槃经》“佛性论”对中国文学的影响。这主要体现在南朝诗文的创作中，普慧《中古佛教文学研究》[31]第二章《佛教哲学与晋宋山水文学》重点梳理了“涅槃佛性”与晋宋山水文学的关系，尤其是涅槃佛性论对谢灵运山水文学中“理”的特点的影响。普慧对谢灵运文学思想的独到见解为之后的研究者所汲取，如龚贤《佛典与南朝文学》第四章《佛典与南朝诗歌》第一节第一点“涅槃佛性与诗歌”重点谈论了大乘涅槃学佛性论思想对南朝谢灵运山水诗创作的影响，论证谢灵运山水诗精工秀丽，善于言“理”，正是受到涅槃顿悟说的影响。
《大般涅槃经》对中国文学批评的重要范畴也有影响。王力坚《性灵·佛教·山水——南朝文学的新考察》[32]首次将南朝“性灵说”与佛教联系起来考察。普慧《南朝性灵说与大乘涅槃学：文学“性灵说”探源之一》[33]，曾明《“性灵”语源探》[34]以及龚贤《佛典与南朝文学》第七章第二节《性灵说溯源》都充分肯定了“性灵”思想深受大乘佛教涅槃学说佛性论的启发和影响。雍文昴《试论〈涅槃经〉的传译对王微画论观念的影响》[35]，通过论述南朝刘宋时期的画家王微学兼玄释，与涅槃圣竺道生的往来，以及王微《叙画》中体现的“明神降之”观念，印证王微“形神一体”的画论观念与涅槃学顿悟佛性在思维上有会通之处。这样的个案研究也有力佐证了《大般涅槃经》在艺术学理论方面的贡献。
总之，关于《大般涅槃经》的文学性研究零散而单一，系统地多角度挖掘《大般涅槃经》的文学特色是本课题研究的主要方向。
（四）《大般涅槃经》的文字音韵学研究
第一，关于语言文字的研究。景盛轩《〈大般涅槃经〉异文研究》[36]根据版本的不同，把《大般涅槃经》的异文分为两部分：一是敦煌写本中的异文，这类异文主要是文字学意义上的，主要研究其类型、成因及意义；二是传世刻本中的异文，这类异文主要是校勘学意义上的，主要以《大正藏》为材料，通过调查和比勘南北两本《大般涅槃经》之间的异文，考察南、北本《大般涅槃经》在语言上的差异。该著述侧重语言文字研究。梁芳《〈大般涅槃经〉双音外来词研究》[37]，对《大般涅槃经》的双音外来词进行了研究，印证佛经外来词对汉语词汇发展的积极影响。
第二，关于《大般涅槃经》“十四音”的研究。梵学大师季羡林、饶宗颐先生对此皆有研究。饶宗颐《唐以前十四音遗说考》[38]对十四音作了详尽的分析，王邦维《谢灵运〈十四音训叙〉辑考》[39]认为《十四音训叙》乃谢灵运所著。周广荣《敦煌〈悉昙章〉歌辞源流考略》[40]考察《悉昙章》歌辞的源流、内容、性质及形式，重点阐述悉昙音“鲁流卢楼”作为和声如何广泛使用在后世词曲中。李小荣在《论〈大般涅槃经〉卷八之“文字品”》[41]中从文字音韵学角度对“文字品”中出现的“十四音”“半字满字”具体含义做了交代，论证了该品对中土悉昙学发展的重大作用。
（五）《大般涅槃经》与涅槃图像研究
宗教图像一般是接续于宗教典籍之后，涅槃图像应是信仰者熟悉涅槃经典之后的艺术表现形式。从涅槃图像所依据的涅槃经典着手，搜集有关涅槃图像内容的经文，分析其基本结构的组成。贺世哲《敦煌莫高窟的〈涅槃经变〉》[42]在附录一中针对莫高窟第148窟《涅槃经变》榜题抄录进行整理，不仅将榜题与画面对号，而且从《大般涅槃经》中查出相应的经文。此思路对探索《大般涅槃经》与图像美学的关系大有帮助。陈清香《涅槃变相研究》[43]对涅槃图像的起源从印度到中国的转变做了概括性的简介。陈慧珠《敦煌涅槃经变的研究》[44]对敦煌莫高窟的涅槃图像与其依据典籍做研究，是一个很好的思路。陈玉纯《涅槃巡礼——从印度至敦煌的涅槃图像》[45]图文并茂地梳理了大小乘涅槃经典的概况，以及涅槃图像从印度到中土的演变。其中谈及大小乘涅槃经典异译过程中存在内容上的差异，从而导致涅槃图像雕凿上的差异。此文对于研究《大般涅槃经》经文与图像的关系提供了大量图像资料。《大般涅槃经》经文作为涅槃图像表现的主要依据，其经文如何表现为图像，通过什么途径，如何影响图像的创作，这是一个值得继续深入的领域。
关于唐宋以下的涅槃图像演变研究，主要有严耀中《试说隋唐以降涅槃的图像表达》[46]，阐明在隋唐时期的造型艺术中，有关涅槃内容的画面主要是描绘佛陀圆寂场景的经变画，表达涅槃经义尤其是其影响巨大的佛性论的造型由于抽象而难以具形，所以比较罕见，文章还分析了唐宋之后涅槃图像渐渐少见的原因。谭洁《宋代涅槃变相研究》[47]，通过现存的四幅南宋绢本涅槃图的构图、设色、形象的研究，反映宋代佛教平民化、世俗化之趣味。该文同时说明宋代涅槃变相与其他图像因素的不同组合反映着不同的思想观念，以及探讨了北宋涅槃变相集聚在陕北延安地区的原因。叶奕辰《莫高窟涅槃经变艺术表现研究》[48]，从莫高窟涅槃经变出发，探究莫高窟涅槃经变与所在洞窟的联系，从图像构成、画面构图、设色用线、人物造型、服饰、环境、绘塑结合等几个方面分析阐述莫高窟涅槃经变的艺术特征。
总之，《大般涅槃经》的研究可谓数量繁多，然而关于其文学特质以及与中国文学的关系研究至今尚未形成系统。梁启超曾说：“马鸣以后成立之大乘经典……皆以极壮阔之文澜，演极微妙之教理。若《华严》《涅槃》《般若》等，其尤著也。此等富于文学性的经典，复经译家宗匠以极优美之国语为之移写。社会上人人嗜读，即不信解教理者，亦靡不心醉于其词续。故想象力不期而增进，诠写不期而革新，其影响力直接表现于一般文艺。”又说：“而近代一二巨制《水浒》《红楼》之流，其结体运笔，受《华严》《涅槃》之影响者实甚多。”[49]由此可知，《大般涅槃经》这一佛教经典不仅自身有文学上的价值，而且对中国文学之影响也可窥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