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统治者
随着《大般涅槃经》的传译及众多高僧大德对《大般涅槃经》的研习、弘扬，南北朝时期，涅槃学一度成为显学。历代帝王也卷入了涅槃学说的热潮中，从他们对待涅槃师们的态度可见一斑。
南朝宋孝武帝之于静林，“林善《大涅槃经》，为宋孝武所器敬”[2]。
宋文帝、孝武帝之于道猷，道猷是涅槃圣竺道生的弟子，《高僧传》卷七《道猷传》载：“宋文问慧观‘顿悟之义，谁复习之？’答云‘生公弟子道猷’。即敕临川郡发遣出京，既至，即延入宫内，大集义僧，令猷申述顿悟。时竞辩之徒，关责互起。猷既积思参玄，又宗源有本，乘机挫锐，往必摧锋。帝乃抚机称快。及孝武升位，尤相叹重，乃敕住新安为镇寺法主。帝每称曰‘生公孤情绝照，猷公直辔独上，可谓克明师匠，无忝徽音’。”[3]其见重若此。
慧观的弟子法瑗得到宋齐两朝四帝的礼遇，《高僧传》卷八《法瑗传》载：“后文帝访觅述生公顿悟义者，乃敕下都，使顿悟之旨重申宋代。……帝敕为南平穆王铄五戒师。及孝武即位，敕为西阳王子尚友。……及明帝造湘宫新成，大开讲肆妙选英僧，敕请瑗充当法主。帝乃降跸法筵，公卿会座，一时之盛，观者荣之。后齐文惠又请居灵根，因移彼寺。”[4]
梁武帝不仅对涅槃师大加推重，而且自己还弘传《大般涅槃经》，亲讲《大般涅槃经》，撰《涅槃义记》及为宝亮撰述之《涅槃义疏》作序，并敕宝唱撰《大般涅槃经集解》七十二卷。据《高僧传》卷八《宝亮传》载，早在萧齐时期，齐竟陵文宣王萧子良，请宝亮任法匠。“齐竟陵文宣王，躬自到居，请为法匠。亮不得已而赴。文宣接足恭礼，结菩提四部因缘。”[5]梁武帝天监八年（509）初敕宝亮撰《涅槃义疏》十余万言，梁武帝在为此《疏》所作《序》中称宝亮“气调爽拔，神用俊举，少贞苦节，长安法忍，耆年愈笃，倪齿不衰，流通先觉，孜孜如也。后进晚生，莫不依仰。”[6]对宝亮甚是推崇。法云、宝唱亦得到梁武帝的礼遇，《续高僧传》卷五《法云传》载：“又敕于寺三遍敷讲，广请义学充诸堂宇。敕给传诏，车牛吏力皆备足焉。……寻又下诏礼为家僧，资给优厚，敕为光宅寺主。……普通六年（525）敕为大僧正，于同泰寺设千僧会，广集诸寺知事，及学行名僧，羯磨拜授置位羽仪，众皆见所未闻，得未曾有。……至御幸同泰开《大涅槃》，敕许乘舆上殿，凭几听讲。……（卒后）敕给东园秘器，凡百丧事皆从王府，下敕令葬定林寺侧。太子中庶琅瑘王筠，为作铭志；弟子周长胤等，有犹子之慕，创造二碑立于墓所；湘东王萧绎各为制文。”[7]其礼遇规格之高实属罕见。另据《续高僧传》卷一《宝唱传》载：“天监四年便还都下，乃敕为新安寺主。……又敕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经》七十二卷，并唱奉别敕，兼赞其功，纶综终始，缉成部帙。”[8]梁武帝对涅槃师宝亮、法云、宝唱的尊崇，为梁代涅槃学的隆盛起了重要推动作用。
北朝诸帝王也给予了涅槃师崇高的礼遇。《高僧传》卷八《释僧渊传》载：“慧记兼通数论，道登善《涅槃》《法华》，并为魏主元宏所重，驰名魏国。”[9]《续高僧传》卷六《道登传》中亦载：“及到洛阳，君臣僧尼，莫不宾礼。魏主（北魏孝文帝）邀登昆季策授荣爵，以其本姓不华，改苪为耐，讲说之盛四时不辍。”[10]《续高僧传》卷八《法上传》载法上在魏齐二代担任昭玄统近四十年，北齐文宣王时敕为戒师，“文宣常布发于地，令上践焉”[11]。同卷《僧妙传》载，僧妙“讲解《涅槃》，以为恒业”，为义学高僧，名望甚高，周太祖特加尊敬。大统年时西域献佛舍利，太祖以妙弘赞著绩，遂送令供养，因奉以顶戴，晓夜旋仰，经于一年。后又敕僧妙维修邺城白马寺木舍利塔。[12]同卷《昙延传》载，周太祖敕昙延开讲其著《涅槃经疏》，并“躬事讲主，亲听清言”。后周太祖为昙延建云居寺，以“国俸给之”[13]。涅槃师对《大般涅槃经》的弘传，统治者对涅槃师的尊崇，共同推动了南北朝涅槃学的兴盛。
隋朝的统一为佛教的南北交融提供了良好的社会环境，最高统治者大力扶持佛教，促进佛教的新发展。隋文帝从全国召诸名僧，建立五众，弘扬佛法。五众即律众、禅门众、涅槃众、地论众、大论众。涅槃众即专门研究和弘扬《大般涅槃经》。隋文帝先后立法总、童真、善胄为《涅槃》众主。《续高僧传》卷十《释法总传》载：“少以诵《涅槃》为业，既通全部，志在文言，未遑听涉，十余年中初不替废。后听玄义便即传讲，前后二纪领悟非一，而宽厚逊仰为物归投。开皇中年，敕召为《涅槃》众主，居于海觉，聚结四方，常敷至理，无舍炎燠。”[14]卷十二《释童真传》载：“受具已后，归宗律句，晚涉经论，通明《大小》，尤善《涅槃》。议其词理，恒处延兴，敷化不绝，听徒千数各标令望，详真高誉继迹于师。开皇十二年，敕召于大兴善对翻梵本。十六年，别诏以为《涅槃》众主。披解文义，允惬众心，而性度方正，善御大众，不友非类，唯德是钦。”[15]童真乃北周涅槃师昙延弟子。卷十二《释善胄传》载：“远亡之后，敕令于净影寺，为涅槃众主。”[16]隋代涅槃众主法总、童真、善胄，一生弘传《涅槃》，其弟子辈亦多有善《涅槃》者，由于他们的弘扬，隋代的涅槃信仰盛极一时，特别是善胄死前期生西方阿弥陀佛净土，反映了隋代高僧深研佛理的同时，亦考虑往生的归宿。这样，将涅槃与净土联系起来，大大促进了净土信仰的传播。“净土思想是涅槃学说的必然发展。涅槃作为佛教的人生理想，重在解脱对生命的执迷和贪恋，净土则是众生解脱后的一个去处，是一个来生享受幸福安乐的理想空间。”[17]
唐代《大般涅槃经》受重视的程度逐渐下降，“这大概是在新兴的天台、三论诸宗势力掩映下，不复有以独讲一经名家的涅槃师了”[1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