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般涅槃经》的翻译编撰问题
考察大乘《大般涅槃经》的内容，前后经文之间存在一些矛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关于一阐提不能成佛和一阐提可以成佛的不同论述，还有比如《大般涅槃经》之《圣行品》中，佛陀主要与大迦叶菩萨对话，谈论大乘、佛性、常乐我净、宣说本经等道理，突然对话者转为文殊菩萨，谈论世谛、第一义谛以及佛转法轮问题，[72]后对话又转回大迦叶菩萨。文殊菩萨这部分经文明显与上下文不衔接，为后来翻译者所插入的可能性非常大。两类经典中魔王波旬前后不一的形象，阿难从缺席到回归，阿阇世先是缺席后又在后分中以做梦形式登场。这些问题的存在与经文各部分之间翻译先后重新组合有关。姚卫群先生认为：“《大般涅槃经》本身也存在一些问题，即它虽然认为众生有佛性，但关于是否一切人都毫无例外地能成佛的问题，在该经的一些译本中说得不完全一样，甚至在北本《大般涅槃经》本身中也有前后不一致的现象。这主要是由于组成该经的各部分经文的产生时间并不都相同。不同时期产生的经文反映了不同时期佛教的发展情况或佛教徒在这方面的不同观念。”[73]经文之间产生的时间不相同，反映不同时期的佛教观念，那么很自然的，人物之间的安排叙事和性格的塑造也必然存在差异。
因南本《大般涅槃经》是在北本昙无谶译本基础上的改治，内容并无太大出入，故在此先考察北本《大般涅槃经》的翻译过程。据《出三藏记集》卷十四的《昙无谶传》载，昙无谶是中天竺人，少年出家，初学小乘及五明诸论，“后遇白头禅师”。白头禅师是大乘僧人，昙无谶与他辩论，“交诤十旬，谶虽攻难锋起，而禅师终不肯屈。谶服其精理，乃谓禅师曰：‘颇有经典可得见不？’禅师即授以树皮《涅槃经》本”[74]。交代他最初学的《涅槃经》是从树皮抄书来的。在古代印度西北，尤其是克什米尔一带最多，这说明昙无谶可能是在印度西北或中亚开始学习这部经典的。传记继续讲他由于得罪了国王，不得不逃亡，“乃斋《大涅槃经》本前分十二卷，并《菩萨戒经》、《菩萨戒本》奔龟兹。龟兹国多小乘学，不信《涅槃》，遂至姑臧，止于传舍”[75]。姑臧即今武威。当时割据河西的是北凉沮渠蒙逊。昙无谶得蒙逊接待，“学语三年”，然后开始翻译，首先就翻译这部《大般涅槃经》，先只译了前分。谶以《涅槃经》本品数未足，还国寻求。值其母亡，遂留岁余。后于于阗更得经本，复还姑臧译之，续为三十六卷焉。[76]依照慧皎《高僧传》卷二《昙无谶传》，在于阗取经本有两次：后于于阗更得经本中分，复还姑臧译之。后又遣使于阗，寻得后分，于是续译为三十三卷。[77]由此我们知道，昙无谶的译本，前半部分（前分）是他自己从印度或中亚带来，后半部分（中分和后分）则来自于阗。到此，昙无谶本《大般涅槃经》应该分为前、中、后三分，在此之后，不应再有什么后分。可是《昙无谶传》末又说“谶固请西行，更寻《涅槃后分》”[78]，似乎自相矛盾起来。到了唐代，僧人会宁确实译出了一部《大般涅槃经后分》两卷，讲的是佛的临终嘱咐和佛弟子如何处理他的后事，与小乘《涅槃经》的内容相衔接，与谶译本的思想却相去甚远。说明《大般涅槃经》本身就是分别流行，流行的时间、地区，甚至前后的内容也不同，比如一阐提问题，前后经文的矛盾，人物的叙事差异等。在今天原本基本无存的情况下，这反过来也可以使我们部分地推测原本当时的状况和流传的情形。
谶译本的前分比较稳定，他的中后分的原貌是否与前分衔接却很难说。谶译本的分品编撰，当是译者所为。[79]法朗是当时凉州名僧，也是本经翻译的参与者，他在《大涅槃经序》里说：“如来去世，后人不量愚浅，抄略此经，分作数分，随意增损，杂以世语，缘使违失本正，如乳之投水……虽然，犹胜余经，足满千倍。”[80]当时的翻译者都已经发现不少问题了，“分作数分”，思想不纯。这被分的“数分”，很可能是好事者在“前分”基础上的无限增补，或许更符合逻辑。“大乘佛教思想在印度的发展，呈现出一种层次性，即不同的大乘佛教学说与理论是渐次发展出来的。这种层次也反映在经典形成的历史中。一类经典中，可以有早期经典，然后逐渐发展，出现新的，更‘完整’的经典。一种经典，也可以在出现以后，在流传中逐渐被改动，增补和发展，最后形成一种或数种与早期出现的文本具有程度不一的差别的文本。认为佛经就是释迦牟尼说教的直接记录固然已是一种误解，认为一种佛经出于一人或一群人之手，一经出现，便有定本，多数情况下，也还是误解。可以肯定地说，因为口传，也由于随时在改动，除了基本格式以外，佛经，尤其是较早的佛经根本没有或极少有‘定本’。抄本出现以后，情况也许稍好一些，但还是没有根本的改变。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会有这么多即使是同一类或同一经名的一种经典，却有似相同又不相同的文本的缘故。反映在汉译，是同样的一种情况。”[81]王邦维先生认为大乘经典在印度发展过程中是渐次完成的经典，中间几经改易都很难断定，同一类经典有着相异的内容是客观的事实。佛教经典原本和汉译的关系，本来就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