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相关注疏

（一）敕僧人撰疏

现今流传的《大般涅槃经集解》七十二卷是梁武帝敕僧人所撰。《续高僧传》卷一《释宝唱传》载：“天监四年便还都下，乃敕为新安寺主。……又敕建元僧朗，注《大般涅槃经》七十二卷，并唱奉别敕，兼赞其功，纶综终始，辑成部帙。”^[5]《集解》收录二十余僧的注疏，有道生、僧亮、法瑶、昙济、僧宗、宝亮、智秀、法智、法安、昙准、昙纤、昙爱、道慧、慧朗、敬遗、法莲、慧令、僧肇、慧基、智藏、法云、明骏等人的相关注解，由此我们推知梁武帝对《大般涅槃经》的义理有相当的涉猎，熟习各家之说。由于《集解》是受梁武帝敕命所编纂的，因此第一卷收有梁武帝及道生等十大法师的序文。我们可从序文中了解梁武帝的涅槃学思想。

天监八年（509）初梁武帝敕宝亮撰《大涅槃义疏》十余万言，可惜原书已佚。然而《大般涅槃经集解》《广弘明集》《高僧传·释宝亮传》都收有梁武帝为此疏所作之序。《高僧传·释宝亮传》载曰：“以天监八年五月八日，乃敕亮撰《大涅槃义疏》，以九月二十日讫。光表微言，赞扬正道。连环既解，疑网云除，条流明悉，可得略言，朕从容暇日，将欲览焉。聊书数行，以为记莂云尔。”^[6]此语清楚交代了为《大涅槃义疏》作序的缘起。释宝亮（444—509）是齐梁之际《大般涅槃经》和《成实论》等经论的大师，曾受到齐竟陵王的礼遇，结菩萨四部因缘，曾为皇室开示《大般涅槃经》四十八遍，黑白弟子三千余人，门徒数百。梁武帝青年时代常游于竟陵王门下，是“竟陵八友”之一，他可能间接受到竟陵王所崇敬的宝亮影响而接触宝亮的涅槃学说等佛学，登帝位后更是推崇有加，敕亮撰《大涅槃义疏》并亲为制序。梁武帝的家僧光宅寺法云乃宝亮法师的弟子，法脉相承，受宝亮学说影响更甚。汤用彤先生详析释宝亮、法云的正因佛性学说，认为梁武帝的神明即佛性之说实与二人的学说相似。^[7]

（二）自撰自讲

梁武帝受齐梁时期盛行的涅槃学影响，他即位后便对《大般涅槃经》不遗余力地弘扬，还亲自注疏讲说。《建康实录》卷十七载：“（中大通二年）九月辛未，幸同泰寺，设四部无碍大会，上释服，御法衣，行清净大舍，以便省为房，用素床瓦器，乘小车，私人执役。甲午，升法座，为大众讲《涅槃经》。癸卯，群臣以钱亿万奉赎皇帝，众僧默许。”^[8]他甚至减衣素食，并多次舍身寺院，用钱亿万赎身来支持寺院发展。另据《梁书》卷三《武帝本纪》记载：“（中大通三年）冬十月己酉，行幸同泰寺，高祖升法座，为四部众说《大般涅槃经》义，迄于乙卯。”^[9]从“己酉”到“乙卯”共七天，梁武帝亲自讲说《大般涅槃经》，如此之举在历代帝王中确属罕见。武帝好论义旨，曾与僧人探究“佛性”问题，《续高僧传·释宝海传》载：“于时梁高重法，自讲《涅槃》。命海论佛性义，便升论榻。”^[10]命宝海法师论佛性义，盖当时佛性讲求者多，亦多异解，武帝对佛性亦有自己的见解，通过他人之论完成对佛性的再认识。

梁武帝敕宝亮撰疏后又请智藏讲说，亲临听焉。《续高僧传·释智藏传》载：“帝将受菩萨戒，敕僧正牒老宿德望，时超正略牒法深、慧约、智藏三人，而帝意在于智者，仍取之矣。……又请于寺讲《大涅槃》，亲临幄坐爰命咨质，朝贤时彦道俗盈堂，法筵之盛未之前闻。”^[11]智藏乃《大般涅槃经》法匠，武帝敕为僧正，请讲《大般涅槃经》，亲临听之，问难质疑，表现出他对法理的透彻领悟，方能达到与高僧问辩对答的高度。

武帝亲自注疏《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一百零一卷，事载昭明太子《谢敕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启》中，“奉宣敕旨，垂赉《制旨大涅槃经讲疏》一部十帙合目百一卷”^[12]。《续高僧传》又载武帝“注解《涅槃》，情用未惬，重申《大品》，发明奥义”^[13]，因疏解《大般涅槃经》不能满足自己预期的目标又重申《大品般若经》的奥义，这二经本来就是相互联系、相互补充的，般若学主张宇宙万物毕竟空寂，涅槃学主张众生的佛性恒常永住。

有学者认为：“特别是梁武帝萧衍命宝亮总集此经诸家注疏撰成《集解》七十二卷，自讲此经并制成《涅槃讲疏》，又依此经南本《四相品》（即北本《如来性品》之一部分），自撰《断酒肉文》，广集僧尼于华林殿前，令光宅寺法云宣讲立制。至此，涅槃之学可谓深入人心矣。”^[14]的确，在涅槃学说盛行的时代，梁武帝以帝王之身的亲历践行，以及他的种种对《大般涅槃经》的举动，包括义理的疏解和戒律的推行都极大扩大了《大般涅槃经》的受众，推动了涅槃学说的深入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