皎然：终归于释

皎然，俗姓谢，字清昼，著有诗歌理论专著《诗式》，其周游三教而终归于释，其理论和创作均体现出“融承儒释道三教思想”的特点，于佛学尤为着力，其“《诗式》之‘取境’与‘作用’乃得佛教润染。‘取境’‘最尚’‘高’‘逸’，依托佛教之境无所依傍，且与佛教思想中的‘绝对真实的精神本体’相通。‘作用’则汲取佛教内心缘虑取境之功而极重创作之心理内容”^[14]。作为一名僧人，这种取向是必然的。

皎然自称为谢灵运后裔，二人虽间隔三百多年，谢灵运的盛名一定对其产生有形无形的力量。在《诗式》中他对谢灵运评价极高：“其格高、其气正、其体贞、其貌古、其词深、其才婉、其德宏、其调逸、其声谐……上蹑风骚，下超魏晋。”^[15]皎然对谢灵运极为推崇，必然对谢灵运的所有诗文和学术活动用心了解。以下举皎然两首诗歌印证他对《大般涅槃经》的接受和领悟，先看《遥和尘外上人〈与陆澧夜集山寺问涅槃义，兼赏陆生文卷〉》：

共是竹林贤，心从贝叶传。说经看月喻，开卷爱珠连。

清净遥城外，萧疏古塔前。应随北山子，高顶枕云眠。^[16]

这是一首唱和诗，诗歌写作缘起于与朋友夜宿寺院，讨论涅槃含义，诗中有浓郁的佛学意味。首句的竹林七贤，是魏晋时期七位风格高标的俗世诗人的概称，皎然称自己与朋友的友谊如竹林七贤一般，正是从其格调上讲友谊的趣味相投与精神趋向。“心从贝叶传”，“贝叶”是古代印度人用以书写佛经的文献载体，一般指棕榈叶，后以此借指佛经。“说经看月喻”，“月喻”指的是谢灵运改治后南本《大般涅槃经》中的《月喻品》，昙无谶北本则称为《如来性品》。《月喻品》，顾名思义以月亮的圆缺、盈亏、大小为喻，揭示如来法身是常住不变、不生不灭的，“如来实性，喻如彼月，即是法身，是无生身，方便之身随顺于世，示现无量本业因缘，在在处处示现有生”^[17]。《大般涅槃经》主张佛陀有二身，生身和法身。佛陀的常住身（法身）与方便示现身（生身）乃同一佛身的两面，不可分割。为感化众生得正法，佛陀才不得不示现方便身，一旦功成圆满即入大般涅槃，恢复他的常住身。又如众生看月亮有阴晴圆缺大小的变化，^[18]而实际上，月亮任何时候都无增减侵蚀，时刻圆满自足，光照天下。同样，佛身本是常住不变，但因众生根性不同，视佛出生、成长、出家至涅槃如月之盈亏变化。实则不然，佛之一切表现都乃方便示现，其本质是清净无染，常住不变，不受凡间生老病死影响。

再如《秋日遥和卢使君〈游何山寺，宿扬上人房，论涅槃经义〉》：

江郡当秋景，期将道者同。迹高怜竹寺，夜静赏莲宫。

古磬清霜下，寒山晓月中。诗情缘境发，法性寄筌空。

翻译推南本，何人继谢公。^[19]

此诗题目中明确指出皎然与寺院上人讨论涅槃经义，地点在寺院，时节在秋夜的寂静清冷中，诗人的诗情缘境产生，领悟到佛性的存在所依靠的一切外在都是空虚不实，得鱼忘筌即是此意。“法性寄筌空”中的“筌”来自《庄子》，实际上皎然对庄子尤为重视，在其诗歌中运用了很多的庄子意象，“从而使他的诗作在某种程度上展现出一定的庄子道家色彩来”^[20]。这句的意思是说，佛性不能靠语言讲清楚，语言只是工具，关键在于主体的悟性。最后两句中，南本，即指谢灵运翻译改治后的南本《大般涅槃经》，在《大般涅槃经》诸译本中，诗人认为谢灵运改治后的南本为首推，予以盛赞，直言其功劳无人可比，以此引出对《大般涅槃经》进一步研究思考的必要，到底有什么人可以接继谢灵运的贡献，可以将此相关工作继续推进呢？没有文献，理论研究无从谈起，仅有文献，理论研究也未必见得能做好，非其人，道不虚行，即为此意。而毕竟文献是第一位的，文献为理论研究提供了研究的可能性和基础，谢灵运改治本为《大般涅槃经》的进一步研究打下了最佳的基础，下面就要看后人的理论阐发了。诗人的潜在意图，一方面是寄望于当世禅林儒生，一方面也体现了诗人自己的学术使命感，期待自己能在此做出一番贡献。使命感，从来都不是别人、国家、时代强加的，基本上都是一些人自己处在时代的洪流中，把握住时代的脉搏，结合自己人生的抱负目标对自己提出的，是敢于承担起责任的勇者。整首诗的理论价值不仅在于赞扬谢灵运，而更重要的是提出了“诗情缘境发”的命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