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灵运与佛教的因缘

谢灵运早年尊奉道教，因从小寄养钱塘道士杜昺家中，当时钱塘一带道教盛行，^[2]谢自然受到仙风道雾的熏染。那么谢灵运与佛教的关系到底始于何时？谢灵运在《山居赋》中自注说：“自弱龄奉法，故得免杀生之事。”^[3]弱龄即少年，戒杀乃佛徒五戒之一。谢灵运信奉佛教当在钟嵘所言“十五方还都”那年，因谢灵运十三四岁的时候，杜昺去世，他不得不离开钱塘回到建康。当时的京都建康是中国南方佛教的一大中心，佛教盛极一时。上至帝王将相，下至高人雅士，与僧徒交往的比比皆是，精研佛理成了社会风尚。东晋简文帝曾亲临瓦官寺听竺法汰讲经，“汰下都止瓦官寺。晋太宗简文皇帝深相敬，重请讲《放光经》。开题大会，帝亲临幸，王侯公卿莫不毕集”^[4]。孝武帝更是“立精舍于殿内，引诸沙门以居之”^[5]，崇信佛法，不理朝政。名士与僧人的交往更多，谢家子弟如谢安、谢玄等与支遁交往密切，如《世说新语·文学篇》记载：“谢车骑在安西艰中，林道人往就语，将夕乃退。有人道上见者，问云：‘公何处来？’答云：‘今日与谢孝剧谈一出来。’”^[6]谢玄在服父丧期间，支道林依然登门谈玄，“剧谈”终日。由此可知，建康佛教兴盛的社会氛围加之谢家好佛的遗范，幼便颖悟的谢灵运很快对佛教产生了兴趣。再则“东晋佛道门户之见不深，无大抵触”^[7]，帝王、名士与僧道之徒皆交。谢玄将幼小的谢灵运寄养道士家中，后又与僧人结交，这种调和佛道两教的做法为谢灵运由奉道到信佛树立了典范。

回到建康后的谢灵运，非常崇拜当时精通佛理的南方佛教界领袖慧远。时慧远栖居庐山，天下名士僧徒对他“闻风而悦，四海同归”^[8]。晋安帝元兴元年（402）慧远与刘遗民等一百二十三人在庐山精舍无量寿佛像前建般若台立誓，共期往生西方净土。谢灵运也有幸参加了这个盛会，时年十八岁。敦煌本唐法照撰《净土五会念佛诵经观行仪》卷下云：“晋时有庐山远大师，与诸硕德及谢灵运、刘遗民一百二十三人，结誓于庐山，修念佛三昧，皆见西方极乐世界。”^[9]慧远曾赞许谢灵运，曰：“陈郡谢灵运负才傲俗，少所推崇，及一相见，肃然心服。”^[10]慧远去世后，谢灵运还写了《庐山慧远法师诔》表达悼念之情，文曰：“人天感悴，帝释恸怀。习习遗风，依依余凄。……今子门徒，实同斯艰。晨扫虚房，夕泣空山。”^[11]“恸怀”“夕泣”，足见谢对慧远法师逝去的不舍与追念。

谢灵运无论在朝任官抑或隐居山野，都与名僧高徒交往不断。在建康与印度取经高僧法显晤谈，询问释迦牟尼佛影的灵异景象，为庐山慧远所立佛影台写下了《佛影铭》。移官永嘉后又与法勖、僧维、慧等高僧申辩顿悟义，写下了著名的《辨宗论》，声援当时倡导“顿悟成佛”的涅槃师道生法师。在其《山居赋》中称有昙隆、法流二法师同游嶀嵊两年，并叹“恨相见之晚”^[12]。政治上，谢灵运身陷刘宋诸子权位斗争，与当时“黑衣宰相”慧琳法师共同拥护宋武帝刘裕次子刘义真。刘义真曾言：“得志之日，以灵运、延之为宰相，慧琳为西豫州都督。”^[13]谢灵运与慧琳的交往确实非同寻常。元嘉七年（430），昙无谶所译《大般涅槃经》四十卷本传到建康，谢灵运与慧严、慧观等改治之。

总之，谢灵运一生与众多佛教徒发生因缘，且留下不少佛学著述。其中既有佛经的改治、注疏，也有辩论佛理的往来书信文以及为佛像、法师所作的赞颂铭诔等文学作品。有学者曾对谢灵运佛教著述做过统计，共有“1.改治本《大般涅槃经》；2.《金刚般若经注》；3.《与诸道人辨宗论》；4.答法纲、慧琳、法勖、僧维、慧及王卫军（弘）论佛性书问七篇；5.《十四音训叙》；6.佛影、佛像赞颂及法师诔十五篇”^[14]。从谢灵运的专门佛教著述和诗赋文中，我们可以窥见谢灵运思想上受佛教影响之深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