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文创作与涅槃佛性论

谢灵运不仅受到般若空观思想影响和净土思想影响，还受到大乘涅槃佛性思想影响。东晋时期般若类经典如《金刚般若经》《大品般若经》等大量翻译流传，阐发“性空幻有”“真空妙有”的般若思想一度盛行。谢灵运自然受到般若思想的浸染，从他注释的《金刚般若经注》就可见一斑。谢灵运与净土宗始祖慧远法师的交往，同样免不了受到净土信仰思潮的洗刷。从参加庐山立誓净土的盛会、为东林寺凿池种莲到临刑都不忘施美髯给维摩大士，都可说明净土宗思想对他影响之深。学界对谢灵运与净土宗的关系有过很多探讨，既有宏观的把握，也有微观的分析。^[54]但谢灵运接受佛教哲学影响方面最多的不是般若学和净土思想，而是大乘涅槃佛性论。因净土思想重视“念佛”“观想”等实践，缺乏理论深度，对谢灵运的影响更多在信仰方面而不是义理方面。般若学关注的是宇宙本体问题，更多是有关概念的抽象空洞说教，无法解决现实人生的诸多问题。而佛教哲学的最终目的是教人如何解脱烦恼进而修行成佛，以及众生能不能成佛问题。佛性就是谈众生成佛的问题，因此佛性问题是佛教的中心问题。晋宋之际大乘涅槃佛性论在中土的传播与发展及时解决了这些现实人生问题。任继愈先生说：“佛性论的实质即心性论，佛性问题即心性问题。南北朝时期的佛教理论界，把更多的注意力集中到佛性论。南北朝到隋唐，继魏晋玄学之后，中国哲学发展史又上了一个台阶，由本体论进入心性论，佛性论由中国哲学史上的一个支流上升为主流，从而把中国哲学的发展向前推进了一大步。”^[55]普慧先生认为：“佛教理论的重心在中国由魏晋时兴盛的般若学的本体论转向了涅槃学的心性论。这一次探寻人之佛性已远远高于早期印度佛教所揭示人生之苦难的阶段，它是要揭示人是否具有成佛的内在根据的真实问题。”^[56]

谢灵运以其文学家兼佛教信仰者的双重身份很快在涅槃佛性学说的主流中发挥了独特作用。从其对“涅槃圣”道生的膺服到撰文《与诸道人辨宗论》声援道生，以及改治北本《大般涅槃经》就可以体现出来。更重要的是，大乘涅槃佛性论对谢灵运诗文创作具有重要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