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作为一个光荣的政治任务，赵振王受命创作《公仆本色》是非常幸运的。当然，这种幸运，不仅是因为他与杨善洲书记同属保山，得力于地缘优势，更重要的可能是得力于他在诗歌创作上的巨大实力和潜力。作为云南屈指可数的当代著名诗人，作为一个具有刚劲雄壮风格的军旅诗人，在云南诗人当中，哪一个诗人还能比他更适合承担这一光荣任务呢？

正是因为有受命创作的压力，所以赵振王才会竭尽全力，努力超越自己，力求出色地完成创作叙事长诗《公仆本色》的任务。赵振王历时两个多月，行程上千里，跋山涉水，踏遍杨善洲书记曾经工作过的所有地方，采访了在杨善洲书记身边工作和生活过的许许多多的人和事，感受了杨善洲书记那伟大而崇高的人格精神。尽管赵振王是受命创作，但是，他善于将这种外在压力变为内在动力，善于通过深入的调查采访唤起内心的创作冲动，激发自己的创作灵感，进而创作出具有相当思想深刻性和一定艺术性的鸿篇巨制。这种诗歌的被动创作模式所取得的成效超出了文学界的预期。

由于我国诗歌的抒情传统比较突出，叙事传统特别弱势，所以古代文人创作的叙事诗比较欠缺，主要有白居易的《长恨歌》、韦庄的《秦妇吟》、吴伟业的《圆圆曲》等。而且，古代文人创作的叙事诗并不长，大多不超过2000字。现存唐诗中最长的一首长篇叙事诗是《秦妇吟》，字数仅有1666字。20世纪40年代，文人创作长篇叙事诗蔚然成风，一时佳作频出。陆耀东在《四十年代长篇叙事诗初探》中指出：据不完全统计，从1940年到1949年这10年内，出版或发表的700行左右以及700行以上的长篇叙事诗在40部以上。在20世纪50年代，西南边疆诗人白桦继承了20世纪40年代叙事诗的写作传统，创作了叙事长诗《鹰群》和《孔雀》。不过，从白桦以后，云南诗坛几乎鲜见有影响力的长篇叙事诗。审视云南诗歌的发展历程，我们发现，长篇叙事诗数量少，经典更少，因而赵振王创作的叙事长诗《公仆本色》就显得格外珍贵。

赵振王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在保山文学史上具有特殊的价值。从诗歌作品来看，保山的诗集代表作主要有许昶芳的《剔透的情思》、刘正龙的《横断山情缘》、邓忠汉的《一纸美丽》、杨连的《幽谷诗抄》、杨晓富的《古道屐痕》等。从数量上来看，保山的诗歌不如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突出，很少出现规模效应；从质量上来看，保山的诗歌也没有散文、小说、戏剧等文学体裁强势，很少能够走出保山；从诗人的角度来看，数量最多、质量最高的代表诗人可能就是赵振王，其代表作主要有《生命线》《我从哨位走来》《口令之上》《红土之上》四部诗集，其中，《我从哨位走来》获得保山市首届文学艺术政府奖。审视保山两千余年的文学史，我们发现，尽管保山的第一篇文学作品就是民歌《澜沧歌》，但是，保山的诗歌却没有出现过长篇叙事诗，也没有出现走向云南乃至全国的诗人。从地方文学的角度来说，赵振王创作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可以说开创了保山文学的先河，成为保山文学史乃至云南文学史上的一座诗歌丰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