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骨：杨善洲一生的光泽——接受《杨善洲与施甸》一书专访组的采访
杨潞伟 何显祥 詹应泽 颜正湘 赵振王
采访对象：赵振王，彝族作家，军旅诗人，6次荣立三等功；曾任武警丽江支队副政委、武警云南总队政治部文工团政委、武警云南总队保山医院政委、云南省作协理事、保山市作协副主席、云南能源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作协主席、保山市第二届政协委员等职。其作品多次被译成彝文、蒙古文、维吾尔文、景颇文、傣文、傈僳文、藏文、朝鲜文发表。先后出版诗集《生命线》《我从哨位走来》《口令之上》《红土之上》《公仆本色》，散文集《橄榄鸽》《同路人》等作品。
采访时间：2021年10月26日。
采访地点：赵振王家中。
采访组：杨潞伟、何显祥、詹应泽、颜正湘。
采访组：赵振王先生，您好！作为云南的现代诗人，请您谈谈是什么把您跟杨善洲同志联系在一起的？
赵振王：其实，被称为诗人，我也感到很惭愧。因为热爱，我只是对生活充满热爱，一直满怀热情认真地抒写着而已，迄今为止，也没有叫得响的成名大作，更没有撑得住的立身之作，属于文学领地里那种“底子薄”的等外诗人。2010年，因为组织上要宣传和推广六十年坚守不走样、不变味的模范共产党人杨善洲，打造一个社会学习的榜样。就在这时，可能是因为保山作协副主席的身份，也可能是不间断地抒写和时常有小作品发表，总之，我被临时“点兵”，为老书记“写一首诗”。现在想想，这次意外的锻炼机会，可谓是“天赐良机”，也是我在文学旅途中因为辛勤耕耘而得到的一次眷顾吧。当时只说“写一首”，但就算只“写一首”，也让我诚惶诚恐，既怕辜负组织信任，也怕写不好素昧平生的老书记。但是，作为一个当过27年兵的军人，我只有无条件服从，坚定地接受了这次“写诗”的任务！
采访组：请赵先生具体给我们讲一讲从采访到创作出一部诗集的过程吧。
赵振王：因为受命，我就用手中的笔与杨善洲联系在一起，开始了一场阴阳两隔的对话。
2010年10月11日，我接到保山市文联的电话通知，说省里指定我为杨善洲老书记创作一首诗的作者，要求我尽快做好准备进入采访，并尽快完成创作任务。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就那样撸起袖子仓促上阵了。当日中午，即前往保山市殡仪馆参加老书记的遗体告别仪式，就此，迈出了采访的第一步。10月13日上午，我与时任保山市文联主席的段一平、刚刚抵达保山的报告文学作家唐似亮一起参加保山市委、市政府组织的送殡队伍，陪送老书记的骨灰返回故乡施甸。此去沿途，有自发戴着白花为老书记做最后送行的人群，也有举着横幅迎接老书记魂归故里的队伍，情景震撼，感人至深。那些动人场景如今依然历历在目，泪水难抑。当时，从接受创作任务开始起，我就职工作的苏帕河公司，立即给我特批了一个月的创作假。这是源自同事们对老书记的敬意，更是我们水电人有力出力、有人出人的责任体现。因为有这份支持、信任和鼓励，成就了我和我的诗与杨善洲老书记的紧密接触与深入交流。
采访组：赵先生，“实地采访、贴近杨善洲同志精神生活”是一个漫长的心路历程 ，请您谈谈实地采访时的感悟，好吗？
赵振王：好的。走入人心的诗歌创作，总是离不开深刻的实地感悟与内心体验。之前，未能结识生前的老书记是一种遗憾，但在老书记身后，与他掷地有声的人格、品质不断地交流与“对话”，却是我人生历程中的一件幸事。与老书记遗体告别的那天，一个不平凡的告别，震撼并开启了我的文思之门，此刻，我满怀感慨和悲伤地在采访本上写下了有关他的第一首诗歌：
十月，白花开了一地
摇曳着，与您作别
哀乐的余音里
花瓣垫高了今年的深秋
那些花，并不张扬
踏着蜡梅的韵脚
以胸花的形式，含苞怒放
荡涤敬仰者的心灵
第一次，我们见面了
您却被党旗覆盖
静默之中，您一定在
回忆自己与斧头、镰刀
一起走过的漫漫岁月
淡淡的花香
流淌在您的身旁
叙述着您，60多年
工作着的美好时光
点数着您，清廉一生
无愧于风骨的气节
情到深处，人孤独
您留一身正气给后人
情到深处，人无语
您造万亩青山给子孙
10月16日，我们一行人正式开启了深入采访杨善洲同志先进事迹的心路历程。施甸县文联原主席蒋燎原等同志精心安排了沿途的采访地点、对象等一切事宜，可谓热情周到，使得采访活动顺利圆满地开展，为完成报告文学和诗歌创作铺平了道路，创造了良好的条件。我们先到杨善洲的故乡姚关镇陡坡村大柳水，从生养了他的土地、他人生足迹最先的始发地，寻找、挖掘老书记清贫了一辈子、工作了一辈子、坚守了一辈子的精神脉源地。从姚关到大柳水的那条路，湿滑泥泞有些难走。进入大柳水一段不长的水泥路，是几年前整村推进时，杨善洲多方协调才得以改造完成的。大柳水，这块生养杨善洲的土地，除了亲情，似乎与他这个党的中层领导干部无关，他的职位和权力，并没有为他的故乡换来优越的条件和优美的环境。
作为采访者，我贪婪地搜索着所有可能得到的细节，祈求所有是答案或不是答案的过程与结果，都镌刻在我脚下老书记最先出来又最终回去的那条弯了又弯、曲了又曲的路上。平凡的杨善洲，没有给家乡带去实惠，却用不平凡的生命之路，给世人留下了宝贵的奋斗和奉献精神。
老书记的家里，他的发妻张玉珍坐在正房的屋檐下，对我们一行人的到访显得极为平静，那种静谧显得有些恍惚。老人茫然地紧盯着进出庭院的大门，目光凝滞，仿佛依然在等待着丈夫的突然闪现。我仔细打量着她，在内心深处深深浅浅地揣摩着她的所想所思。眼前的这位老人，岁月虽然在她脸上镌刻了无尽的沧桑，但无论过去还是现在，她都是一个因为贤淑善良而显得端庄美丽的女人。她是个典型的农村妇女，可多年来她的行为操守和风范，却超越了很多满腹经纶的知识女性。其实，她是杨善洲的山，一座专属的青山，这座“山”，嫁给杨善洲之后，用一辈子的含辛茹苦，完成了自我造林、自我绿化和自我枯荣。60多年来，这座山在杨善洲的身后默默耸立——赡养老人、抚育子女、操持家务，在镰刀与锄头的争相出场中，恪守妇道的品质，堪比丈夫遵循共产党人初心一样，无比坚定，在偏僻的大柳水穷家陋室中，成为撑得住岁月风雨的顶梁柱，成为杨善洲最强有力的精神支撑中一根顽强的“定海神针”。
她和杨善洲聚少离多，垂暮之年，那个公而忘私到甚少回家的丈夫，终于如经年对她和家庭无力兼顾一样，撒手先去。老人平静但弥漫的悲伤，让我的内心对老书记有些埋怨：工作忙可以理解，但退休后，你一头扎进大亮山，怎么就忘了张玉珍这座山呢？这个女人用一生在原地等待，等待一个叫丈夫的人。眼前的一切让我心潮起伏，心酸不已。
采访组：张玉珍大妈于2013年1月去世了，您知道她去世的消息了吗？是通过什么渠道知晓的？
赵振王：《公仆本色》出版后，我将诗集带到大柳水，亲自把一本感觉很厚、很重的书交到了张妈妈的手里。就在她接住书的那一刻，也没有过多的情绪反应，似乎在她手中握着的不是一种重量，只是岁月里的一抹轻风。这样的状态我很理解——作为一位目不识丁的老人，她并不知道书里写了些什么，也不知道什么叫诗，更晓不得那诗里已经写满了密密麻麻的杨善洲。
因为我抒写杨善洲的缘故，家人也跟随我融入杨善洲的精神世界。张妈妈去世前，我曾趁春节回老家过年之便，携家人专程前往大柳水瞻仰老书记故居，看望张妈妈。没想到就此一见，竟成永诀。2013年1月5日，在老人去世后小半天的时候，《春城晚报》记者崔敏告知我老人去世的消息，我随即给崔记者发去一副挽联，请其代为转交祭奠：
驾鹤追随夫君，精神皈依亮山深处福荫地；
天国又携善洲，魂归故里柳水咏叹清碧溪。
愿她在天国能与夫君杨善洲朝夕相处，不再天各一方。而老书记也不用再费心做官、辛苦种树，只倾心尽力陪护老伴，以补偿有生之年对发妻留下的种种缺憾。
因为悲痛难抑，扼腕之余，我及时把张妈妈去世的消息告诉了至交老兵董保延，他亦撰联哀悼：
玉洁冰清伴善者一生崇高，
珍宝奇葩让洲地万木常绿。
我们普通人对张妈妈的这些朴素的感情，与追念凭吊杨善洲异曲同工，真挚、深切，发自肺腑，不矫情做作。因为，张妈妈这个平凡的老人，其一生对丈夫的所行所为，默默成全丈夫的事实实在让人敬仰。
采访组：真想不到，赵先生因为对杨善洲同志的诗歌创作，与他的家人建立了如此深厚的感情，让人深受感动。请您继续介绍采访途中的所见所闻以及您对杨善洲同志的感悟。
赵振王：我们的采访活动早出晚归、夜以继日，深入老书记走过的每一个地方，细致入微地寻找、挖掘老书记留下的一切痕迹，采访常常持续到深夜。采访途中，我居然生病了，身体很“不配合”，一直发烧，但脚步却被对老书记的渴求牵引着，实在舍不得停下来。采访进入第八天的时候，我已经用干了两支碳素笔，可杨善洲的形象仍然在我脑海里忽明忽暗、不甚分明。
杨善洲84年的生命旅途中，作为石匠，他能够把最坚硬的石头凿打得方方正正；身为嫁接能手，他能够做到有嫁接必活；作为以农业为主的地区领导，他始终保持着对泥土的热爱、对庄稼的亲近，对“滇西粮仓”的无比敬重。他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深爱土地之人，田间地头是他的作业现场，用双手和双脚与泥土对话；民宅农户是他倾其全力的用情场所，用真情实意与之交流……他口里说出的话，都是直达老百姓心底里的“想听的话”“真实的话”“有作用的话”和“解决问题的话”，就是一篇篇真实感人的“工作报告”。60年的从业时间里，肉体凡胎、也会病痛、也有悲喜的老书记，用无言的大爱，构建了自己坚固的精神家园，用爱反哺着生养他的厚重土地，用一个脚印一个痕迹的作为，垒起了一座让人仰视的人格高山。
我的采访一直持续到了10 月31日，其间，我甚至抱着寻找“缺失”的念头，自费到美丽的孔雀之乡德宏进行了相关采访，确实得到了许多在施甸、保山没有得到的素材。我反复自问，在对杨善洲进行挖掘和塑造时，诗歌能做什么，能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厚厚的采访笔记本里，跳跃出的诗句，能否贴切地表现以及再现我心中的那个杨善洲？关于老书记的各种信息在我的心里翻腾，但我想突破千篇一律的赞美，抒写那个崇高而同样存在缺点和不足、平凡又伟大，但真真实实、有血有肉的杨善洲的想法却总是难以形成完整的诗稿，总觉得有些东西在心里呼之欲出，却又模糊不清，采访似乎缺失了什么，也深深地感到在刻画性格、驾驭语言、塑造典型上自己能力的弱不禁风，甚至不堪一击。
作为一个深入采访过杨善洲的诗人，我不想简单地重复“草帽书记”这样廉价的字眼，也不想时髦地为老书记套上“当代孔繁森”这样的称谓。他身上可能具有某些榜样的共同之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在我的采访里，他是个怀揣着热爱，但对家庭和亲人看起来“很无情”的人；他是个敢说敢讲，但从来不会冠冕堂皇把自己当标杆的人；他浑身洋溢着泥土般的淳朴，“闹人的东西不能吃，违法的事情不要做”！他说的话直白却发人深省。
采访过程就是一个深入学习的过程，是让我的心灵得到不断洗礼的过程。“不造林不行，不能让这山头光着。”老书记这么淡淡地说，也这么淡淡地做，做到荒山覆青，做到额头堆雪，做到精神难朽。下田头，上山头；捡果核，种树苗；拿镰刀，握锄头，他干的事情极简单，简单到人人都会做能做，但却不是人人愿做或做得好，他却为此坚持了整整一生！老书记的遗嘱要把自己的骨灰撒在清平洞，那是一生清贫、一世清白、光明磊落、舍小家和个人情爱、被很多人耻笑成“傻”，却秉承“总要有人做”的公仆精神延至生命终极时刻的凡人情怀：那是奔波一生、奋斗一生的人，最后放不下对家乡、对土地的眷恋和热爱。他的言行，不仅能够打动很多人，更足够我这个采访者一辈子琢磨，一辈子学习，一辈子实践，一辈子景仰。
采访越深入，感慨越深刻，采访结束的时候，我的胸腔里澎湃着滔天的激情。我向领导报告说，老书记这一生犹如土地生出的满山坡的繁茂植物，犹如黑夜里亮着的满天繁星，他的风骨，如他造的青山，一首诗完全不可能抒写其中的一二三，得写上一组、一部才可以“略表心意”，得用更多的笔墨，才能描绘出他的形象，凸显出他的性格，也才能将他人生的“缩写版”呈献给读者。于是，才有了今天的这一部叙事长诗《公仆本色》。
我与老书记素昧平生，因为创作之缘，在他逝世后才和他有了密集的“近距离”接触，在听觉和视觉中重现他平凡的一生。在这艰难还原的过程中，我时刻因为他的行为，对比着自己，被感动着、激励着，总想倾尽笔力，将这个“神”一样真实的人，用我自以为“看懂读透”的模式，不加修饰地描绘出来，让每个人随着我的文字，看得见这个叫杨善洲的人，穷其一生，在朴实无华但坚定信念的指引下，脚踏实地地干了什么，成就了什么，诠释了一个共产党员怎样坚如磐石的初心，如何脚踏实地践行着使命！他是人民的杨善洲，而不仅仅是保山的杨善洲，更不仅仅是施甸的杨善洲！
采访组：您对杨善洲同志的讲述和感悟对我们触动很大，是一次心灵的洗礼，真心感激您为杨善洲同志创作了《公仆本色》这样一部优秀作品。
赵振王：暂不论“优秀”，因为优劣得用时间来检验，特别是文学作品，更是需要用时间来耐心地检验，在一个并不长的时间节点上做急促的自我标榜，这是不可取的。应该感激的是老书记，是他为我们留下了郁郁葱葱、福泽后代的大亮山，是他为我们留下了看不见但却感受得到的那种精神风骨。这笔无形的财富，比高黎贡还要高耸入云，比怒江、澜沧江的江水更为悠长，它是最好的精神食粮，必将在今天、明天甚至更远的将来，滋养每一个传播他故事的人，滋养每一个胸前燃烧着党徽光芒的人。雷锋的“钉子精神”曾经感动了全中国人民，我在诗集里努力为杨善洲挖掘与凸显的“一个样”精神，同样将长存于世，让每个知道和了解杨善洲的人，与我一道点燃“生命亮色”——
一位公仆走了，给我们留下一部教材
标题不长，就一行简洁的文字
为人民服务，没有尽头
一位老人走了，给我们留下一座绿洲
满山茂盛，彩云飞扬的天空下
七万多亩的山系，绿浪滔天
一位书记走了，给我们留下一份光亮
光芒柔和，照亮了执政为民的道路
爱民亲民，勤政廉政
一位党员走了，给我们留下一种精神表里如一，始终如一
从头到脚一个样，一生一世一个样
一个人短暂而又漫长的一生，真要做到从初心到使命都“一个样”，谈何容易？但是，我们一旦“点开”杨善洲、翻阅杨善洲时，就能够发现：他做到了！
采访组：十年前，我们就听到过这首诗的配乐朗诵，感动的不仅是施甸人、保山人，被感动的范围远比我们想象的宽得多、广得多。
赵振王：说到《生命亮色》这个诗朗诵，以及另5首配乐朗诵诗，应该是一种被杨善洲精神所感动而无偿做出的无私奉献的“再创”作品。那个未曾谋过面的名曰“一叶幽兰”的网友，她远在山东滨州从事广播电视事业，得知我倾心创作《公仆本色》，就主动与我索要了部分章节，由她自己配乐朗诵后发给我。在她声情并茂的诵读里，杨善洲奋斗的一生更加鲜活立体了，老书记60年品质坚守和共产党人为人民服务的初心使命，更是在从无形到有声的演绎中变得亲切可见，栩栩如生。
应该说，配乐诗朗诵对我的创作给予了意料之外的激励和鞭策，这种更直接的视听艺术形式，激活了文字的力量，让诗歌插上了矫健有力的翅膀，具有穿越时空之力，为我的创作灌输了“写下去”“写更好”的巨大力量。为此，我心怀感激，深表谢意。
创作长诗期间，我又突发了一个主意：私自约和四水、闵建岚、常建世等诗友以抒写“杨善洲”为题，每人写一首，对我进行一次诗歌赞助，意欲将这些诗作收录在诗集里，为《公仆本色》做一个有机补充，给极其有限的我也做一次友情支援。很快，和四水的《大亮山，真亮》、闵建岚的《您是我山一样崇敬的父亲》、常建世的《一张空白表格》等10首诗作就发到我手上了。收到后，我心里甚是欣喜，看着这些力透纸背的诗歌，我“写下去”的劲头更足了。“收录诗集”这个主意应该是不错的，但是因不符合出版条款的有关规定，不可以将这些特约作者和作品植入诗集里。无奈之下，只有将这些精短的诗歌力作推荐给《保山日报》发表，以此弥补了我“约稿”而不能兑现的遗憾，也算是对我的这些铁杆诗友做了一个“说得过去”的交代。
采访组：您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出版问世后，《民族文学》、《云南日报》、中国诗歌网等多家媒体迅速转载、连载或节选刊登，受到读者的青睐，读之感人肺腑、催人泪下，能否介绍一下它的成功之处在哪里？
赵振王：这部诗集作为保山市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0周年的献礼作品，由保山市委宣传部组织了有声有色的首发式，也曾被确认为保山有史以来长篇叙事诗零的突破，还分别获得了滇西文学奖、第三届保山市文学艺术政府奖诗集一等奖。这是我的荣幸，理当加倍珍惜这个荣誉。因为诗集对杨善洲的典型性格进行了塑造，对其内在价值和完整精神进行了凸显和呈现。我个人觉得，与其说是诗歌成功，不如说是杨善洲的精神深深感染和打动了受众。
《保山日报》首次大开“杀戒”——用了一期八个版，在第一时间完整发表《公仆本色》全文（有关这个“特例”，我已经写过专门的文章叙述其中的具体过程）；《施甸文化·纪念杨善洲特刊》再次完整刊用整诗；《迪庆日报》等报纸、杂志连载了《公仆本色》。这个诗歌的“小热潮”，确实在当时引起了一些轰动效应，得到了广泛好评。至于诗歌本身，当时因创作时间紧，匆忙中仅用了月余写下这部四千多行、五万多字的诗歌，没有更多的时间进行反复修改和精雕细琢。公开出版发行后回眸一阅，方知存有许多粗糙与浅显之处，造成难以弥补之过。就诗歌本身的文学性、诗艺技法等方面都还存在着很多缺憾，委实汗颜。这是因为我个人文学功底薄、功夫差和功力不足所致，与杨善洲的个人元素、精神品质和内涵价值无关。感谢读者的厚爱，也诚恳希望得到读者更多批评和原谅。
采访组：赵先生客气了，作为施甸人，我们不但收藏了您的诗集《公仆本色》，同时，也珍藏了不朽的杨善洲精神，非常感谢您的辛苦付出，以诗歌的艺术形式为老书记树碑立传。
赵振王：当年对杨善洲的宣传布局，就是通过创作一部连环画、一部报告文学、一部电视剧或电影、一部广播剧等艺术形式完成一个整体的宣传目标。我则受命完成了“一首诗”（扩展成一部长篇叙事诗）。对有关杨善洲的各种艺术形式的创作，作者们都是全身心投入，从各个不同角度构思入笔，都在于为社会呈现出杨善洲老书记的典型性格，通过艺术形象塑造，弘扬不朽的杨善洲精神。这是保山也是云南创作史上的一个奇迹。
由杨善洲引发的思绪并没有随着《公仆本色》出版而停止，由李雪健饰演杨善洲的电影《杨善洲》公映后，我以打油诗《公仆赞》写下了观后感：
银幕走来杨善洲，
书记形象如风走。
拂过东西与南北，
公仆本色播神州。
诗集《公仆本色》出版的次年7月，我以《一知半解话亮山》为题写了一篇散文发表于《文艺报》，再次以笔“重走”大亮山，以文字怀念老书记。我想，有生之年，杨善洲都会鲜活地长存在我的心里，时刻鞭挞和激励我用手中的笔，力所能及地写下我所见所闻的人间美好人物和事件，这是老书记给予我个人的无价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