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曾经是西南边疆军旅诗歌的重要阵地。

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刚从战火硝烟中走出来的军人开始凭借云南奇特绚丽的自然景观和神奇深厚的民间文化创作军旅诗歌,形成以公刘和白桦为代表的西南边疆军旅诗歌群体。20世纪50年代前期,公刘颂扬人民军队对祖国的忠诚,赞美兄弟民族的翻身解放,抒写了大西南这片土地上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和人民翻身做主的精神风貌。那个时候,年轻的诗人无比兴奋,诗人的创作激情如喷泉汹涌勃发。1955年,《人民文学》连续发表了公刘的三个组诗《佧佤山组诗》《西双版纳组诗》和《西盟的早晨》。在云南期间,公刘出版了诗集《边地短歌》《神圣的岗位》《黎明的城》等,还参与创作了叙事长诗《阿诗玛》和《望夫云》。与公刘一样,白桦也是在西南边疆登上诗坛的。20世纪50年代,他在西南边疆工作时期出版了诗集《金沙江的怀念》《热芭人的歌》和长诗《鹰群》《孔雀》等。诗人以单纯、明净的热情,通过新美的笔触,将斗争生活与边疆风物融汇一体,生动地描写了云南边疆藏族、彝族、傣族等各族人民以及边防军战士的斗争和生活。以公刘和白桦为代表的西南边疆军旅诗歌群体是20世纪50年代中国军旅诗歌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十年。云南的军旅诗一直都保持着西南边疆军旅诗歌的优良传统。从云南军旅诗的传承来看,公刘和白桦是云南军旅诗第一代的代表,主要活跃于20世纪50年代;张昆华、张承源是云南军旅诗第二代的代表,主要活跃于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在20世纪最后10年至21世纪最初10年,云南军旅诗又出现了第三代,这就是以赵振王、杨佳富为代表的新一代军旅诗人。作为新一代军旅诗人的代表,赵振王和杨佳富相同点颇多,他们不仅出生于相同的年代——都是20世纪60年代的人,而且还同属于相同的民族——彝族。更加有意思的是,他们都与保山有缘:杨佳富是从保山走出去的军旅诗人,而赵振王则是长期工作在保山的军旅诗人。但是,他们也有不同之处:杨佳富身居昆明,占据着较为优越的资源条件;和他相比,赵振王显然没有什么天时地利,既没有诗歌期刊阵地提供发表的便利,也没有志同道合的诗歌群体营造创作氛围。尽管赵振王孤军奋战,但是,他却凭着自己对诗歌的执着热爱,凭着自己对诗歌灵感的捕捉,凭着自己的辛勤创作,最终挤进云南军旅诗歌的主流,成为云南当代军旅诗歌的中坚诗人。这确实相当不易。

和杨佳富相比,赵振王更挚爱军旅诗歌,在军旅诗歌的创作上更为专注。作为一名军人,杨佳富虽然可以被称为军旅诗人,但是他在报告文学、长篇小说和影视文学上更有作为,诗歌创作并不是他的主业,仅仅出版了两部诗集《生命的微笑》和《英雄雕像》,在他总计三十余部文学作品中只占一小部分。赵振王则不同,他是以诗歌创作为主业的诗人,出版了《生命线》《我从哨位走来》《口令之上》和《红土之上》等四部诗集,其他创作并不多。正是因为赵振王专注于诗歌创作,他才会不懈追求诗歌的艺术风格,形成自己诗歌创作的艺术特色:清新简洁、明快率直、刚劲雄壮,具有想象张力。

作为第三代云南军旅诗人的代表,赵振王的军旅诗歌显然值得我们文学界关注。他不仅善于捕捉诗歌艺术创作的灵感,而且还善于将捕捉到的艺术灵感转化为具有想象张力的诗情。在他的军旅诗歌中,我们不仅能够感受到形象生动的意象,而且还能够感受到从血液里流淌出的军魂。总之,《红土之上》就是这样一部具有艺术魅力的诗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