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启突围生活的语言，灵魂并不出窍——访彝族诗人赵振王
麦吉木呷 赵振王
麦吉木呷（以下称麦）：您什么时候开始写诗或者说开始军旅诗写作的？
赵振王（以下称赵）：当兵后的第三年吧，是20世纪80年代初的事了。在连队里天天搞军事训练，练擒拿技术，多少有些枯燥，就寻空写些感受文字，抒发心中——些郁闷和无奈。很多时候，是躲躲藏藏地写的，怕见人。一个小学“本科”文化的小兵，有这样的想法和心理障碍，是正常的，也是可想而知的。
就这样写呗，一直就写到现在了。俗话说得好，不成功则成仁。对于文学的“仁”，我算是基本做到了。
麦：看得出来，您的军旅诗歌创作很有基础，我说得对吗？
赵：起先的作品还不能叫作诗歌，民歌型的文字而已。记得写过一首《大河涨水波漾波》的民歌，反映改革开放后农村面貌的变化，在云南人民广播电台的《今日农村》栏目配乐播出。正是有了这次“发表”行为，才坚定我“写下去”的勇气和信心。起初的作品，多在南涧县广播站播出，经过那位仙女般的播音员的口里播出来，文字就显得更有磁性了。那位播音员后来以看望舅舅顺路为由，把稿费悉数送到我的手中。稿费很低，就两块钱一篇稿子，可是，那是精神和物质的双重收获。更何况那稿子经过了播音员的口，那稿费也经过了她的手，意义很不一般。每次望着她在那把小花伞下晃动着的身影，心里就充满一份悸动和希望。不可否认，我的诗歌创作的美，最初来自那把小花伞。
再后来，作品就在新创刊的《人民武警报》《人民公安报》和《大理简讯》上频频发表了。《人武警报》记者柴建国和武警云南总队宣传处的业春剑、刘新春到中队采访指导员杨仕繁，就发现了我这棵“文学苗苗”，很快，在杨指导员出席首届武警部队党代会后不久，我从最基层的中队调入总队机关。寻根问源，除去自己的努力成分，我成长“上蹿”的基础就是我的老指导员。应该说他就是我能够“腾空”的那棵“弯腰树”。之后，又得力于《大理报》(后来改为《大理日报》)“洱海”副刊的张乃光老师，他是一个真性情的爱才之人，我在他那里得到许多的精神支撑。
我的诗歌，能够坚持到现在，与这些人和事都密不可分。部队都是年轻人，爱好写作的人不是小数目。就我当时的小环境而言，就有十几个，可最后坚持文学创作的人，我算是意志最坚强的那个了。
麦：您在写诗的时候感到孤独还是自由？
赵：诗随心动，静与动，因人而异。应该说，写诗的时候我没有感到过孤独。静与孤独，在我的心里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地。为什么一定要孤独、愤怒、无聊和深沉才出诗歌呢？我没有这样偏颇的认识。该怎么写还怎么写，有感觉就写，没有感觉就做其他事情，诗歌也不是我唯一的精神奔突途径。我是一个非常平常有限的人，努力写作的诗人，孤独，只是一时的，也不会把孤独演化为孤傲。
麦：如果某个人让您在诗歌中提及某一个人，您会答应吗？
赵：作为一个倔强的人，我不会轻易依从谁的指使，哪怕是善意的驱动。当然，人名与地名一样，是可以入诗的，因为人是驾驭生活的主体。但我要特别强调和说明的是，在这里，我想起去年的一个创作任务，受命为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创作一部长诗，不但提及了一个人，而且，从头至尾只为老书记歌吟、刻画和展开。最终以《公仆本色》为题，完成了这部叙事长诗。长诗完成后，《云南日报》《边疆文学》《民族文学》《保山日报》《边防文学》和中国诗歌网、彝学网等近百家媒体节选或全文发表长诗。《丽江日报》《迪庆日报》和《阿佤山》连载了这部长诗。最后，由云南人民出版社在建党90周年前夕，作为献礼作品出版发行，在诗歌界引起一定的反响，好评如潮。
麦：希腊诗人埃利蒂斯说：“诗可以改变意识，或者至少可以影响意识。”那么，诗人能改造一个民族吗？
赵：零散地读过埃利蒂斯的一些作品，如《海伦》《英雄挽歌》。但是，却不知“诗可以改变意识，或者至少可以影响意识”的出处。埃利蒂斯是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得者，他说这话肯定有自己特有的高度，我等区区小字辈，就不去“钻牛角尖”地解读大家的论断。倒是听说过居住在俄罗斯的民族，在讨饭路上都是朗诵诗歌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诗人和诗歌或许是一般的，可那个民族确实异常优秀。
彝族，是个爱诗的民族，乐观向上，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特质之一。写了这么多年，至于诗与意识的关系，我倒是没有特意去理论过。总觉得，平常地活着、乐观地活着，同时，也是积极向上地活着就行。
麦：多数人称呼您是诗人，您自己喜欢这样称呼吗？
赵：诗人，是我迄今为止最愿意接受的称呼。在喝酒的场合上，多数人戏谑地嘲弄我是“醉人”。单就酒的问题，我是一个不可救药的人，一端杯子，就忘记自己的年龄，似乎都还是而立之年前的岁数，“一饮而尽”的做派和风格总是在餐桌上每每呈现，傲立不倒之态，好像风度得不得了。该忘记自己的时候却使劲惦记着自己，而该记得自己的时候又一根筋地把自己置于脑后。痛饮之后，痛骂并痛恨自己，最终，还是痛饮，彝族的劣根性在我身上体现得很透彻。
其实，诗人与酒并没有多少关系，但是，很多时候，却又显出它们的亲密无间来。有灵感就写，遇着酒就喝，一切顺其自然。
麦：除了诗歌外，还喜欢看些什么书？
赵：传记类的看得多一些。纸质的阅读越来越少了，这是我的悲哀，可我腾不出过多的时间来阅读，世俗的世界在消磨着我坚强的意志力。以今年为例，看常建世的《语言的高处》、杨万荟的《独自等待》、董莅的《遇见》等书主要是为了给他们写序。目前，手中握有一本刘义马的《乡色高黎贡》和张月和的《世守滇西》，还没有完成这两本书的序言写作。彝家兄弟海讯的《海天密语》收到多时，欲写一篇读后感，而至今没有细读和着笔，从内心就感到对不住他。
每当写作成为习惯，或者被动写作时，写作就被赋予了哀婉的色彩。当然，压力就是动力，这句话，同样适用于文学创作。
麦：您对著名彝族诗人吉狄马加的作品有什么看法？
赵：在文学领域，他属于彝族作家的领袖，彝族诗人的旗帜。而在政坛上，他同样属于彝族的一面大旗。对于他的作品，我只有躬身而虔诚地阅读，并在合适的场合大声地朗诵，让吉狄马加诗歌的文化、历史和族别元素更广泛地流传。我不是评论家，说不出什么看法。吉狄马加说过一句话：诗歌，是我永远的归宿。做人、作诗能够到这个点上，我觉得够了，哪还敢妄加评论呢。他还说过：诗人往往最关注人类命运，政治家也需要关注人民福祉；好的政治家和好的诗人，都应该对这个时代充满着责任。我从内心里十分景仰这位“好的政治家”和“好的诗人”。
麦：聂鲁达在诗集《地球上居所》中谈到诗歌时说：“诗歌不会帮助人们活下去，而会帮助人们死去。”人们的死不需要帮助的，如果真的帮助死去，为何有人还写诗？
赵：我属于随心而写的那种类型，很少在意别人怎么说。只是想，不论诗人来自哪个国度，知名大家还是无名小卒，写就是写呗，要死要活的就太纠结了。
麦：有没有想过要写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式的作品？
赵：因为功底浅薄，至今没有产生过写彝族英雄史诗《支格阿龙》式的作品的想法。不过，去年末，受命创作了一部叙事体长诗《公仆本色》。这部长诗是为原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创作的，诗歌的艺术价值暂且不论，弥补了保山历史上没有叙事长诗的空白。
这部作品的创作，对我也是一次空前考验。能够为杨善洲这样60年坚守的共产党员创作长诗，我从内心感到踏实。作品公开发表后，仁兄董保延为《公仆本色》写了一篇题为《走向崇高——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的评论，客观、公正地对这部叙事长诗做了一个定位，也给了很中肯的评价。
麦：关于诗歌方面，您目前最关心的是什么？
赵：可读性。可读性又包含两个层面的意思：一是来自语言本身的，干净、纯洁，具有穿透力；二是诗歌所反映的生活内容。过于趋向于内心的诗歌我是不屑一顾的，当然，也绝不反对诗人们在多个层面上进行探索。
麦：您的诗歌本质特点和彝族或者军人的本质特点是否完全一致？
赵：很难做到“完全一致”，不单是我自己，其他诗人也很难做到“完全一致”。今年第二期的《乌蒙山》杂志推出全国彝族作家专号，这个事件与你的提问好像不着边，我却有意说给大家听听，一个县区级的文联却关注跨县跨省的彝族文学创作的队伍、作品和成果，体现了彝族包容世界的胸怀。至少，让我感动了。选了我的作品，并配了照片和简历，我都不知道，等我弄清楚真相时，已经是成书在手。
麦：聂鲁达说：“一去不复回的诗人是世界主义者；而世界主义不是真正的人，只是行将熄灭的火光的闪现。”您赞同吗？
赵：我的阅读很有限，却喜欢聂鲁达的诗歌，如《爱情太短，遗忘太长》，今夜我可以写出最伤心的诗，比如写下“夜空布满了星辰，发蓝的群星在远方抖颤”。夜间的风在空中盘旋，歌唱。今夜我可以写出最伤心的诗。我爱过她，有时她也爱过我……
喜欢聂鲁达的诗歌，不等于赞同他的诗观。
我崇尚诗歌中纯洁的爱情。
麦：在您的世界里，诗歌和生活联系得很密切，对不对？
赵：那是肯定的，我的诗歌抒情物，一般都是有具体指向的，在鲜明的意象驱使下才能够写好文字，我不会或者缺乏所谓的空灵文字的内心表达。诸如发在《十月》的《人在军旅》《知音相随》可以为证。离开部队四年时间，我有《红十之上》《公仆本色》两部诗集面世，《红土之上》里的诗作，基本上都是写与水电职工有关的发动机、水轮机，光明、光芒这些具有明显特征的意象。
我曾自豪地说：我完成了和平事业向光明事业的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