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作为一种重要的抒情体裁，诗歌通常都是人性的体悟。具体来说，诗歌的创作一般是诗人在个人生活中有所感悟，有所启发，然后才提笔撰写成文的，其诗歌写作的动机主要来自诗人的内心冲动和灵感触发，是一种主动性的艺术创作，反映的是个人的自我意识。这是文学包括诗歌创作的一般规律，如曹雪芹的《红楼梦》等文学经典就是走的这种主动创作模式。除此之外，被动创作模式是另外一种创作之路，它是指作家接受创作任务之后再去感受现实生活，然后按照任务要求进行文学创作的一种创作模式。这种被动创作模式因为是受命创作，反映着社会的需求，因而反映出的是社会的集体意识，具有更为显著的主流意识价值。这种模式的成功与否不在作家的创作能力强弱与水平高低，而是在于作家是否能够真正体验到特定生活的内在意蕴，是否能够抓住特定生活的深层本质。因此，特定生活与作家的生活阅历能够达成一种契合关系是这种被动创作模式取得成功的关键。很显然，被动创作模式是对主动创作模式的一种超越，受命创作要比主动创作更难。

这一次创作《公仆本色》，赵振王是受命创作。尽管他早先可能对杨善洲书记有印象，但是要达到运用诗歌这种体裁形式来为英雄模范树碑立传的境界，恐怕也很难符合诗人的本性。因此，从创作动机的产生来说，赵振王创作《公仆本色》这部叙事长诗在很大程度上都是因为任务的压力。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赵振王敢于接受创作任务，我想，其信心不仅仅在于他的写作实力，也不仅仅在于他与杨善洲书记的地缘关系，而是在于赵振王曾经的从政经历。赵振王曾任武警保山医院政委，对当官为民有过深刻的体验。尽管赵振王的这种生活阅历与杨善洲书记的生活经历存在着巨大的差异，但是，他们的从政生活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这就是为人民服务。正是这个原因，赵振王才能够借助自己从政的生活底色来移情，才能够通过深入的调查采访来体认，才能够在与杨善洲书记模范事迹的对比中进行反思，进而才能够总结出杨善洲书记表里如一、始终如一的“一个样”精神，才能够体会到杨善洲书记爱家人、爱集体、爱人民、爱泥土、爱植物和爱祖国的精神实质，才能够发掘出杨善洲书记清正廉洁、一心为民的现实意义。

赵振王不辱使命，没有辜负文学界的期望。他拿出了4000余行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他写出了具有相当思想深刻性和艺术水平的鸿篇巨制《公仆本色》。云南著名文艺理论家董保延在《走向崇高——评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 》一文中指出：叙事诗确乎已经站在时代的高度，甚至可以说站在了一个关乎党的建设、国家发展、民族安危的高度，深刻地揭示了从杨善洲这位典型身上所体现出来的党员价值、人生价值和生命价值。这种艺术化的、富于感染力的揭示，不仅有力地把握住了杨善洲的思想本质，并且也准确地把握住了时代的脉搏。在人们精神领域更加多元化的今天，长篇叙事诗《公仆本色》无疑是一首标榜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歌颂中国共产党人公仆情怀，引领我们走向崇高的正气歌。

《公仆本色》这部叙事长诗的创作是成功的。这种成功主要体现在这部叙事长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有机统一上。叙事长诗的思想性主要体现在作者对杨善洲书记精神本质的认识与理解上。作者认为，杨善洲书记的精神世界就是“善”和“爱”，如同作者在题记中所写的一样：“善洲，善人；善德，善行；善始，善终。挚爱，无限；大爱，无言；博爱，无疆。”作者以“善”和“爱”这两个字作为这部长篇叙事诗的灵魂与主线，从主题与结构两方面实现了艺术形式的有机统一。叙事长诗的艺术性主要体现在作者对叙事与抒情的驾驭与把握上。作者“把独特的叙事角度和灵活的叙事手段结合在一起”，通过具有亲和力的叙事语言使“叙事与抒情的配合默契”，开辟了模范英雄宣传叙事的新境界。

在创作《公仆本色》之前，赵振王没有创作过长篇叙事诗，也没有为英雄模范树过碑、立过传，他只为自己的心灵叙事与抒情，只为小我形象歌唱，只为自我意识寻找栖居的诗意空间，因而写的都是短小的诗篇。这一次受命创作叙事体长诗，赵振王完全超越了自己的思想和艺术境界的层次，立足高远，抒写大我形象，表达崇高情怀，提升诗歌的宏伟意蕴。从这种意义上来说，赵振王以被动创作模式这种高难度的创作路径创作出具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相统一的叙事长诗《公仆本色》，是他诗歌创作上的一次巨大飞跃。

赵振王创作叙事长诗《公仆本色》，不仅是宣传思想战线在舆论引导上的一次重要探索，也是为地方文学发展史树立了一座丰碑，更是赵振王诗歌人生的一次艺术突破。总之，赵振王将外在压力转化为自觉动力，深入调查采访，感悟英雄模范的精神世界，最终实现了这次精彩的超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