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诗的发表，让人充满快意
就在报纸出刊的头两天下午，晚饭后，我一如既往地在四季风景小区里散步。途中，接保山日报社戴有锟副总编的电话：“振王先生，本来今天下午要亲自到苏帕河公司找你一趟的，因由其他事情，没有来成。”
“戴总，有什么事，完全可以在电话里解决的。”我也是单刀直入。
“《文化周刊》准备用一期的版面，刊登你的《公仆本色》，不知你同意不同意？”
“作品是我的，老书记却是大家的，我没有不同意的！”
“那就谢谢振王了！”有锟的语调一下子亲近了许多。
“好的，明天我把稿子发给刁主任。”
简短通话后，我们就客气和谦恭地挂了电话。平时，我讲电话都很简短，也不怎么爱接打电话，其中有一些原因：一是我声音粗大，对方经常会以为我心情不好，态度差劲，朝人家发泄郁闷情绪；二是我地方口音太重，对方很难听清、辨别我的说文吐字。一次，《十月》原主编王占君来电，他硬是没有能够听清我说的“武警医院”几个字，挂了电话后，王主编不服气地发来手机信息：“看你这军人，如果在战场上，我今天一定毙了你。”你看，都到了被“毙”的份了，我还敢拿电话玩命？第三个原因是手机打多了耳底暴疼。
第二天，我把长诗一字不漏地发往报社，并加了自己的创作感言《谈〈公仆本色〉的主色调》：
受命为杨善洲创作一部长诗，并与他伟大的人格、崇高的品质做交流，心灵一次次被洗涤、震撼和重塑。杨善洲精神就是两个字：“善”与“爱”。身为共产党员，我时时受到“杨善洲精神”对自己的鼓舞，那是一位前辈引领下的精神突围。用诗歌追述杨善洲的一生，塑造一位公仆形象，难度可想而知。心中无数，忐忑受命。可谓赤手空拳上阵，一股暗劲出征。在“一尘不染香到骨”的横幅下，掏出诗歌的火柴，点燃长诗的灵感之火。从采访到创作的两个月时间，写下这部长诗。《公仆本色》的主色调是什么呢？在良知的筛子下，健长着六个词：善洲，善人；善德，善行；善始，善终。在长诗公之于众之际，恳请读者为《公仆本色》的主色调润色！
就在《文化周刊》组版时，四个版的篇幅根本容不下一部长达四千多行、近六万字的《公仆本色》。编辑们只有给我来电，让我亲自到报社与其 “一起商量、定夺”。情况紧急，也就一辆的士的时间和过程，我迅速赶到报社。在编辑部，老师们建议让我“压缩”了刊登，可我没有轻易答应这个方案。没办法了，刁主任带我前往戴副总编办公室。在无可奈何的前提下，他也主张“压缩版”意见，见我为难和暂不做声的样子，戴总就拨通了段晓波总编的电话：“段总，长诗四个版放不下，压缩出报的话，又觉得不完整，你看怎么办？”
“那就分两个星期出？”段总建议说。
“两个星期出来，也显得零散，还不如加成八版，一次出报！”戴副总的果断态度，摆在段总的电话听筒和我的听觉里。
“好，就这么办！”段总最后做出这个决定时的声音，是极其坚定的，声调也随之提高了八度或八度半，被我听得一清二楚。这就是编者按里“首破纪录”的由来。看得出来，也听得出来，保山日报社的领导层，是从内心里敬佩并珍惜杨善洲这个重大典型的，与我这个普通作者同出一种景仰之情。
“八个版”的调子定下来后，又开始重新组版。这回的情况与起先的有所不同，版面又空了一点。我说：“正好，董保延老兄昨晚给我发来了一篇有关长诗的评论，放进去就完美了。”
苏加祥老师用坚定的目光看了我一眼，附和了一句：“这样圆满！”
为了省事，我就给董兄打电话，想让其用QQ重新发给我《走向崇高》的评论，想不到他于凌晨发完了稿子后，第二天一早，就出发到宣威采风去了。我只有同样用一辆的士的过程和速度，赶回苏帕河公司，及时将评论发往报社。
“放进去了，正好。”刁老师也显出激动来。
在长诗公开发表一周年后，让大家再分享“首破纪录”的过程，也不是一件多余的事情，因为，我始终觉得：杨善洲精神不会过时，老书记的“一个样”精神必定要影响和鼓舞一代又一代的人！
后来，长诗分别被《丽江日报》《迪庆日报》《边防文学》和《阿佤山报》连载，被《民族文学》《云南日报》《边疆文学》等近百家报刊节选发表，以文学的力量，很好地配合了学习杨善洲精神的活动。
长诗在《保山日报》公开发表后，我接到了许多电话或信件，对长诗给予了充分肯定，很多字斟句酌得到“细抠”。一位杨姓老人，把八版长诗圈点得花花绿绿，那份“认真劲”让我无地自容，生活和写作在这样一种真诚的环境里，是我的福分。一位周姓学者，把唐代司马空的《二十四诗品》的第一品《雄浑》，写成书法作品送给我，给予我极大的鼓励。不是我的作品雄浑，归根到底是老书记的业绩雄浑，人格伟大，品质厚重，才成就了长诗《公仆本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