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家国天下：宁波帮与近代教育文化的境界与导

宁波帮是绵亘四百年的一个伟大群体现象。从明末清初开始，宁波人从大陆东海岸出发，筚路蓝缕，奋发前行，实现了从无到有、从弱到强的蜕变。尤其在近代，宁波商帮涌现了一大批工商巨子和社会名流，在制造、贸易、金融、航运等经济领域掀起变革新潮，也在教育、科技、社会、文化等领域迅速扩展，成为创新、开放、高质量发展的先行者，并将挥洒长袖的舞台开拓到世界各地。宁波帮的内涵在客观上已经不只是狭义的宁波商帮，而是宏大的文化现象；也不仅仅是宁波现象，还是中国现象、世界现象，是宁波文化中最具代表性的标志性文化符号，至今仍生机勃勃，繁荣兴盛。

宁波帮文化展示了宁波人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下，兼容并蓄、融会贯通、开拓创新的发展力量。鸦片战争以后，国难日益深重，改革和发展教育被视为国家强大的指针与救亡图存的要律。有识之士都力图以教育为突破口，来挽救民族的危亡，实现国家的独立和富强。19世纪末20世纪初，宁波帮人士率先在上海、天津、宁波等地斥巨资办学，为世纪之交的清末“新政”教育改革推波助澜。1898年，严修在天津以其严氏家馆为基地，进行改革旧式教育、兴办“西学”的试验。由于他的积极探索，天津成为北方教育的先进地区。他所创办的南开中学、南开大学等系列学校影响至今。1899年，宁波帮先驱叶澄衷在上海创建了第一所由中国人创办的进行正规现代教育的学堂——澄衷蒙学堂。1900年，吴锦堂在日本创办神户华侨同文学校。1901年，虞含章、钟观光等在上海创办中国第一所科学仪器馆，接着又创办了理科传习所。张美翊在清末曾两度担任南洋公学提调兼总理。辛亥革命以后，宁波帮更为广泛、深入地参与到学校建设之中，如韩清泉在杭州创建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张寿镛、王丰镐在上海创办光华大学，秦润卿在上海创办储能中学与钱业公学，并与聂云台共同创办上海总商会商业夜校。各地宁波同乡会在全国及世界各地创办众多学校，仅在上海创办的小学就有10所。

宁波帮在家乡创建学校，历史可以追溯到1871年，叶澄衷在老家镇海庄市创办叶氏义庄，帮助穷苦孩子免费读书，接受现代教育。受中日甲午战争失败影响，宁波知府程云俶在慈溪旅沪商人严信厚等人支持下，于1898年在城区月湖之西崇教寺创建宁波最早的新式中等教育学堂，取名为“储才学堂”，学校在十年中发展为“浙东第一校”。1904年，颁布新学制，储才学堂改名为“宁波府中学堂”。1905年，出于对新式人才的渴求，士绅张美翊、陈训正创建宁波府师范学堂，这是浙江省最早的一所师范学堂。这也标志着宁波传统书院制度的谢幕，采纳英国模式的近代学校制度全面铺开。这一年，吴锦堂将办学重心从海外转移到国内，兴建锦堂学校。因为宁波帮的助力，宁波的教育机构如雨后春笋般发展，有普通中小学、实业学堂、师范学堂、普通女校、特殊学校等，体现出多层次、开放的特点。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近代化进一步发展。其中宁波进步士绅、商贾集资创办的私立效实中学、宁波公立中等工业学校和鄞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有一定影响。

实现宁波帮文化的持续影响力是宁波城市文化建设的重要使命和课题。宁波市教育局宁波教育博物馆组织市内外文化专家、教育专家，撰著《宁波帮与近现代中国教育业》，较为全面、系统地梳理与阐述宁波帮群体对近现代中国教育事业的伟大贡献和历史意义。这部书选题精到，不乏新的视界，总体体现出严谨科学的治学态度、清晰鲜明的理性语言，展示了宁波帮教育文化成长的宏阔背景，揭示了宁波帮所担负的民族责任与历史使命，用鲜活的事例、详实的数据及资料，证明了宁波帮是推进中国教育现代化的一支重要生力军，使我们从教育这个角度，洞察到近代文化的重大变迁，深刻感受到宁波帮文化作为世界性的文化宝库，是各种文明的交汇，是一部读不完的百科全书，也让我们从宁波帮教育文化蓬勃发展所蕴含的精神气象中深刻理解“何以为宁波”“何为宁波”，及至“何以为中国”“何为中国”的问题。

辜筠芳的《宁波教育发展史略》、庄丹华的《宁波帮与宁波近代职业教育》等文章，从宏观入手，论述宁波帮与近现代教育之间的关系。近代宁波帮人士以雄厚的资金实力斥资办学，除普通教育以外，还适应社会需求，注重职业教育、社会教育，在相当程度上推动了教育体系的完善。他们的教育实践为清季之后政府以法令形式先后颁布的癸卯、壬子癸丑、壬戌学制，提供了很好的教学管理改革的案例借鉴。宁波帮教育的发展从这个角度上看，可以说是近代中国教育史的一个缩影。经历中外交锋，宁波帮深刻认识到，“国无人才，国将不国”，万事以人才为先，一切得人则兴。而“事业以实业为主”“教育尤事业之母”“有实业而无教育，则业不昌”。近代宁波帮所办的学校因为授予受教育者最基本的诸如诵读、书写及计算技能，直接促进了受教者适应新时代素质的养成。这种有别于传统的新式教育的最大功效是为社会培养了一大批新型实用人才，如在近现代中国历史上所涌现出的胡适、周扬、丰子恺、竺可桢，以至在当代亲身践行兴学义举的包玉刚、邵逸夫、赵安中等闻人，都曾受教于早期宁波帮创办的学校。宁波帮近代教育的深层次意义在于：以教育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相结合的方式，对新式教育的本土化和中国固有工商教育的近代改造做出积极探索，不仅对中国教育早期现代化做出有益尝试，而且为中国经济乃至社会的早期现代化做出积极探索。

宁波帮以传播科学技术知识为职责，以培养科学技术人才为目标，以推动实业发展、实现国家富强为终极目标，释放出重大的民间能量。他们积极推进教育变革，深刻反映了一代民族精英在国家贫弱、民族危亡的年代，寻找光明和真理，探索救国救民之路的艰难历程。宁波商人大多出身贫寒，在早年饱受失学之苦，在近代工商业经营活动中，深切感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为此，从商致富后，几乎无一例外地致力于家乡及旅外同乡子弟的教育事业。他们赤诚的民族热情、坚实的社会担当和高尚的道德情操，使他们站在了时代精神的高地上。朱友君等的《宁波帮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实业和科技教育的内生推动》、冯旗红的《宁波帮与近现代教育国际交流》、杨燚锋等的《屠呦呦的宁波人文内涵与名人文化建设路径》以及邹赜韬、李文凤的《宁波帮对中国近现代医学教育的深远贡献》等文章，从这一代追求进步的民族知识分子的人生命运中，反映出现当代中国文化思想发展的基本规律：中国知识分子要走得更高，飞得更远，需要兼容并包，学贯中西，但更要有信仰与责任，只有回到人民当中，只有回归民族，才是正确的文化之路。

本书也深入探析了宁波帮重视教育的历史缘由，探讨他们对地域千年文教风尚的传承与发展。宁波是商帮之乡，也是浙东文化的渊薮之地，素有“文教之邦”之称。区域之中，藏书之风兴盛，藏书名楼不可胜数，如南宋楼钥的“东楼”、明范钦的“天一阁”、清黄澄量的“五桂楼”等。清代乾隆修建七大藏书楼，就以“天一阁”为典范。宁波民间还广泛流传如“三娘教子”一类的励志故事，教育伦理深入普通百姓心灵。以儒学为主体的文化教育起于汉唐。东汉时，宁波境内就已设有学宫，唐开元年间建立州学。两宋以后，宁波书院林立，硕儒代出，涌现了如“庆历五先生”“淳熙四君子”，以及王应麟等教育名家，享有“海滨邹鲁”的美誉。明嘉靖年间，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在家乡余姚开馆授学，倡导“致良知”“知行合一”之学，主张要在实践上下功夫。明末清初，著名思想家黄宗羲在宁波证人书院主讲，创立浙东史学派，阐扬“工商皆本”“经世致用”学说，主张研究学问要和社会实际相结合，主张工商业同农业一样都是老百姓安身立命之本。这一学派的影响一直延续到近代张寿镛、马衡等人的史学研究与整理。张实龙《宁波帮捐资兴教与阳明心学》、辜筠芳的《宁波教育发展史略》等文章，都深入分析了千年绵延的浙东学术，为宁波商帮的发展提供了理论价值的支持：宁波商帮同心同德，心怀家国，大义办学，带有鲜明的儒商色彩。邓凯《从校训看近代以来宁波教育对浙东文化的传承与发展》、李文凤《谈宁波帮家风家训教育的时代能量》等，则彰显了宁波独特的城市个性和精神价值，揭示了宁波产生严信厚、包玉刚、邵逸夫、屠呦呦等伟大人物的必然逻辑与理论根源。这些论述也为形成具有核心竞争力的城市名片提供扎实的理论基础。

浙东学术也最终成为开启近现代维新变革思潮的重要力量，使宁波成为西方新知最无障碍进入的城市之一。开放的社会风气与地方士绅的倡导，使宁波留学教育在近代有较快发展，留学出国时间早于全省全国，留学生人数始终在全省名列前茅。早在1872年，宁波就已经有人自费出国留学。1949年以后，留学规模扩大，成绩斐然，如教育家蒋梦麟，艺术教育家陈之佛，科学家贝时璋、童第周、谈家桢等，均是学贯中西的大家。也正是这些教育、艺术、科学等领域的名家出现，宁波帮具有了更为开阔的文化气象。沈炜的《践行美育历史使命：音乐宁波帮的世界影响》、周兴华的《宁波籍院士与中国学科建设》、徐炯明的《基于教育发展视角的宁波帮建筑文化特征与实例》等文章，主要阐释宁波帮在各个领域令人骄傲的杰出贡献。在历史上，宁波是海上丝绸之路与中国大运河的交汇之地，多元文化碰撞，产生了以浙东学术为代表的新儒学传统，成就了“东亚文化之都”的精深博大。而近代，因宁波帮的卓越努力，推进西方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与交融，推进了中国传统文化自身的蜕变与演进。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中指出：“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措施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让中华文明的影响力、凝聚力、感召力更加充分地展示出来”。 宁波帮教育文化体现了道德践履之学、内圣外王之学、安身立命之学和人生智慧之学，其所蕴含的精神、价值、追求、理念等历经数百年的淬炼、洗礼和传承，已经成为宁波根本的文化底色、厚重的基因图谱、深沉的精神追求，在历史上对激励中华儿女抵抗外来侵略、争取民族独立、砥砺创新之心、促进民族复兴都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在当今仍然可以启迪思想、陶冶情操、温润心灵、汲取力量，激励我们追求真善美的人生境界，做有信仰、有情怀、有担当的新时代的宁波人，以高远志向、良好品德、高尚情操为社会做出表率，以新时代的创新格局和家国情怀来彰显我们的文化自信和文化实力。这是本书字里行间所深蕴的精神征召与文化内涵。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更加自信地敞开胸怀、拥抱世界，把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在与世界深度交融中不断发展壮大。宁波帮可以说是“一带一路”倡议的先行开拓者与忠实践行者之一，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着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到203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远景目标以及人民“十四五”时期经济社会发展主要目标，其中包括“建成教育强国、人才强国”。宁波市委全会也提出建设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共同富裕先行市，到2035年基本实现高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成为浙江建设“重要窗口”的模范生。教育是人类传承文明和知识、培养年轻一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根本途径。重视教育就是重视未来，重视教育才能赢得未来。宁波在精准定位城市坐标、大力实现经济转型的基础上，必须加强科教文卫等一系列工作，开启新时代征程。宁波要从宁波帮教育文化中汲取智慧，继续利用好宁波帮的人脉、资本，创建一流大学、研究机构、实验室等，切实加快建设现代滨海大都市、全球先进制造业基地、全球海洋中心城市，继续跑出高质量发展的“加速度”，展现出宁波帮教育文化生生不息、与时俱进的魅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梳理近现代宁波帮教育文化及其衍生业态，既是赓续宁波千年文脉，更是助力构建人才生态培养和城市文明建设的基础，在研究思路与成书架构上有新的突破。这是增强宁波城市文化的凝聚力、向心力和认同感的一本力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