务实：宁波校训对浙东文化的传承

蔡罕先生指出：“经世致用、注重实功是浙东文化的学术精髓，它对于开启中国近代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作用。”浙东人士的务实精神非常突出。浙东学派著名学者黄宗羲先生所提出“经世致用”，被宁波大学作为校训的第二句（第一句是“实事求是”），既充分体现出这所高校的办学理念，又呈现了“务实”的浙东文化内涵。儒、道互补，是传统文化的一个重要特征，浙东文化从“经世致用”的角度，更为容易去吸收各家所长。宁波大学科技学院的校训“怀虚涵育、修己立人”就体现出融汇儒、道思想精华的特点。成语“虚怀若谷”出自老子《道德经》，其中有言“上德若谷”，又有“致虚极”的说法。而“修己立人”就是非常典型的儒家思想主张。实际上，国内各层次学校的校训大都有“崇尚道德”的内涵，这体现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精华的继承。但就浙东地区学校而言，如果能够在此基础上，赋予“德”更深刻的新时代内涵，展现出地域文化特色，就是对校训的一种“创新性发展”了。目前来看，这方面的工作仍有较大的完善空间。

校训的制定，可以成为一种凝聚人心、确认共识的过程。宁波工程学院通过向相关人士广泛征集、老师学生共同评选，以及学校党政集体研究，最终确定将王阳明先生提出的“知行合一”作为校训，并在校内图书馆前竖立王阳明雕像，以供大家瞻仰。当然，该校还在道路、建筑命名等方面展现其阳明文化的特色，包括“知行路”“合一路”“阳明书院”“阳明报告厅”等。浙江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的校训为“厚德、进业、明智、笃行”，其中的“明智”“笃行”实际上也蕴含着知行合一的精神。

校训中包含“知行合一”的还有浙江省余姚中学，其前身为“余姚私立实获初级中学”。宁波市江北区实验小学前身是创建于1844年的宁波女塾，1857年合并为崇德女校，获得诺贝尔奖的屠呦呦是其校友。该校的校训为“崇德、致远、笃行、致知”，以“笃行、致知”体现“知行合一”的精神。宁波市海曙中心小学的建校史可追溯到1870年，其校训为“致知力行”，将“知行合一”的内涵分析得非常到位。当然，知行合一的命题意蕴丰富，在王阳明之后的不同时期，还被不同人赋予新的含义。开创中国近代教育典范的陶行知先生，本名陶文浚，后来有感于王阳明“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之说，改本名为陶行知。宁波市行知实验小学以“行知合一、追求卓越”为校训，既是对人民教育家陶行知先生的纪念，更是在新时代的教育领域进一步弘扬“知行合一”的重要思想。

宁波在古代又称“明州”，城区有“日湖”“月湖”，还是可以组成一个“明”字。浙大宁波理工学院由宁波与浙江大学合作办学，其校训为“明德弘毅，开物启新”，内涵颇佳。“明德”一词本来出自《大学》的开篇“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用作校训，亦可巧妙暗示这所大学所在城市的古称。作为一所以理工类学科为主的高校，其校训中的“开物”一词更妙，让人想到明代宋应星所著的《天工开物》，这是“中国17世纪的工艺百科全书”。当然，我们当今对“开物”的理解可以更为宽泛，体现开拓创新的精神，正如浙江大学校歌歌词中“何以新之，开物前民”之意。校训中“开物”的提法较有新意，既是对包括浙东文化在内的优秀传统文化深刻内涵的发掘，又是对浙江大学文脉的传承。

宁波市第二中学与浙东文化的渊源极深。学校前身可追溯到北宋时期，由鄞县县令王安石邀请楼郁讲学于竹洲的“城南书院”。楼郁是浙东理学名家，与明州的另外四位学者杨适、杜醇、王致、王说，合称为“庆历五先生”。南宋时期，此地又有“淳熙四先生”所主导的“四明学派”，在书院讲学的包括沈焕、袁燮、杨简等。清代浙东著名学者全祖望，也在月湖竹洲潜心治学、重建书院。近代以后，在底蕴深厚的中国书院传统教学基础上，逐渐新增西方文化相关课程内容，比如1879年由宗源瀚创建的辨志书院分设出“算学”“词章”二斋，又如1912年宁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开设数学、生物等西方近代自然科学内容。这是中国教育近代化转型的一个典型案例。回顾这段历史，让我们对其校训中的“科学”一词有了更深的理解。作为一所有着“红色文化基因”的学校，宁波市第二中学以“爱国”为其校训的首要内容。1927年，在竹洲创办“中山公学”并担任校长的杨眉山先生，是中共宁波早期的领导人。杨眉山先生创校时整合了女子师范学校、启明和培英学校，并且开始实现“男女同校”，这在中国近代教育史上具有进步意义。1937年，宁波地区遭到日军空袭，城区沦陷，学校不得不往农村疏散。1942年，鄞县县立临时联合中学成立，两年后又从前童迁到宁海。抗战胜利后，临时联合中学解散出的鄞县县立中学，于1946年9月迁回竹洲，当时的校训为“诚、爱、勤、朴”。经历战乱而学校重组、迁移，又通过不懈努力最终迎来胜利，学校师生既保有一份对祖国共同的“诚、爱”，又发扬着“勤、朴”的作风。新中国成立后，学校取得更好的发展。回顾宁波市第二中学的历史，不禁让人感慨其校训“自强不息”所蕴含的精神力量。师生个人的发展，需要自强不息的精神；学校、社会，乃至国家、民族都因为有着自强不息的精神，走向进步，迎来胜利，实现发展。此外，宁波市修人学校为纪念应修人烈士而建，陆定一先生亲笔题名为“修人学校”，其校训亦有“进取”一词。浙东文化中也应包含近代以来的救亡图存探索、献身革命传统，挖掘宁波学校的校史、校训背后的故事，无疑能够丰富、加深我们的认知。

宁波人士多有助学之风，形成“民间兴学”传统，这既体现儒家“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的理念，又可见浙东文化所蕴含的责任担当意识。从这个角度，可以更为深入地理解宁波学校校训中多次出现与“自”搭配的词语。比如浙江省宁波中学的校训为“自律、自立、自强”，这“三自”精神不仅适用于学校师生，同样合乎宁波地方官员、儒商名士的办学初心。实际上，该校的前身即名为“储才学堂”，怎样成为社会的人才，为国家、民族储备怎样的人才等，这些都与“三自”校训相关。全国校训中包含“自强”一词的应当为数不少，自强不息是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我们不能仅从个人发展层面来理解“自强”，正如应当用《论语》中“己欲立而立人”来理解“自立”，“自强”应当“不息”，即不断地为他人、社会、国家、世界做出贡献。与之类似的学校还有宁波市鄞州区云龙镇王笙舲小学、孙文英小学、吴剑鸣外国语学校、宁海县知恩中学、顾国和中学，等等，都与香港同胞捐资建校有关。宁波帮相关人士大力推动中国近代教育业、金融业、交通运输业等各方面的发展，他们本身就是“自律、自立、自强”的典范。

宁波余姚被称为“文献名邦”，人文底蕴极为深厚。在中小学的校名、校训中纪念名人、乡贤的为数不少。余姚市世南小学在当地规模最大，校名为纪念余姚籍的唐初书法家虞世南，而又因唐太宗称赞虞世南“博学、德行、书翰、词藻、忠直”，其中的“忠直、博学”被列入校训。高风中学以严子陵高风亮节精神命名，校名中即包含对高尚人格的期许；又有余姚市子陵中学，校训为“成人、成才、成功”。余姚阳明中学也以“知行合一”为校训，学校使命是“立德、立功、立人”。这两所中学的“三成”与“三立”，可谓相映生辉。此外，余姚也有分别纪念朱舜水、黄宗羲的舜水中学、梨洲中学，其中舜水中学的校训为“心中有祖国、心中有集体、心中有他人”，这“三有”非常通俗地表达出了浙东文化的人文关怀、责任担当。宁波余姚人杨贤江是著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理论家，为实践其“全人生指导”的教育理念，浙江省慈溪市杨贤江中学确立校训为“比现在更好——改良并丰富人类的生活”。这种现代的语言表达方式，其实也符合浙东文化的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