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在捐资兴教中“致良知”
宁波帮确立捐资兴教的方向以后，如何将其落到实处，也还是依靠“良知”的指引。王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内涵丰富，系统地介绍阳明心学内容，非本篇所能承载。我们将就宁波帮人捐资兴教的实践，来方便指示阳明心学的一些要点。
其一，“致良知”要透彻了解自己。“知人者智，自知者明。”（《老子》第三十三章）每个人要有所作为，就应该知道自己有些什么东西，自己有什么长处。“致良知”就是要将自己的生命中最擅长的东西，按照最合理的方式发挥出来。宁波帮人捐资兴教，形式多种多样。有的人在学校里设立奖学金，奖学金的评审委托相关的学校；有的人直接捐出钱款，全权委托一些政府机关或者慈善机构来打理；也有人采用点对点地去资助贫困学生；也有人是资助优秀的中国人出国留学；也有人亲身去办学校，对办学琐事事必躬亲。不同形式的捐资兴教，是宁波帮人根据自身情况而做出的个性化选择。
韩清泉从日本学医归来，先是就任浙江高等学堂的校医。1912年，他自己创立了浙江医学专门学校，这便是浙江医科大学的前身。韩清泉是发挥自己之所长，来投身家乡的教育事业。应昌期自幼对围棋有浓厚兴趣，他看到中日围棋此消彼长的情势，慨然有振兴中华棋艺的志向，只因困于生计，壮志难酬。后来，他事业有成，决心为中国围棋发展做一些事，他发明计点制围棋规则，成立“应昌期围棋教育基金会”，举办围棋赛事和围棋学校。应昌期是根据自己的愿望，选择捐资兴教的着力点。1914年，吴锦堂在自己60岁时，宣布将生意交给后人去打理，自己专心去做公益事业，在国内外兴办了好多学校。吴锦堂明白人生的不同阶段，应该有不同的追求，他成功实现了人生的转身。张寿镛知道自己不是有钱人，但他还是立志要办好光华大学。他知道自己在社会上有一定影响力，在当时那种情势下，是可以化缘到一定的经费。经他不懈地努力，光华大学成为当时的名校。这些宁波帮都是根据自己的特长或爱好，然后来实施自己捐资兴教的行动。
其二，“致良知”要把握周围的一切。人的任何行为都离不到具体的环境。王阳明的“致良知”，不是要人悬空地发挥自己生命潜力，而是要将周围的一切都融入自己生命之中。王阳明的“万物一体之仁”和“心外无物”，孟子的“万物皆备于我”，都应该作如是观。宁波商帮捐资兴教，也是根据社会的具体情形，决定自己的行为方式，来呼应社会的迫切需求。只有如此的社会实践，才能得到社会的支持，才会取得好的实践效果。
从19世纪末开始，大批宁波人涌往日本。旅日华人受到日本国歧视，许多华侨子弟不能正常上学。为了使侨胞子弟接受良好的教育，吴锦堂与侨胞一起兴办了神户中华同文学校，让学生在德、智、体各方面得到全面的发展，确立作为中国人之自觉，为中日友好做出积极贡献。虞含章本着实业救国的宗旨，看到中国人科学知识贫乏，就创办了科学仪器馆和理科传习所，通过办杂志，编教材，积极推广介绍科学知识，培养理科人才。在内地改革开放之初，邵逸夫、包玉刚有感于内地教育设施之落后，捐巨款在全国各地建教学楼和图书馆，还资助优秀中国年轻人出国留学。而赵安中却将贫困山区的基础教育作为自己的捐资方向，从资助宁波29个贫困乡镇做起，扩展到全国10个省市的贫困地区。他们都是找到了中国当时教育的“急所”，然后有所作为。
其三，“致良知”要掌控一定的节奏。人发挥自己的生命潜力，当然要以追求合理为旨归。生命的展开有其自身的节奏和韵律，这就是“心即理”。听从内心的召唤，就是在追求合理。也就是说，在具体场景中，要做出最恰当的选择，就像跳舞一样，要每一舞步都踩在节拍上。宁波帮捐资兴教也有自己的节奏，根据自己的财力，慎重选择发力方向，发挥人生智慧，深思熟虑，精心规划，分步实施，往往将捐资兴教做成一个系列的慈善行动。
例如，吴锦堂办学就有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在海外，创办华侨学校；第二个阶段转回故乡，在家乡办了锦堂学校；第三阶段他改变办学目标，将学校教育与实业救国结合起来。吴锦堂捐资兴教有这些阶段性的变化，也是他顺应时代发展，自然而然发生的。再如邵逸夫，捐资兴教开始定位于高等教育，是先从师范类教育开始的。后来，又逐步拓展到全国各省市的教育系统[1]。邵逸夫做出这样的选择，是动过一番脑筋的。众所周知，教育是国家发展的重心，而师范教育更是重中之重。要想提高一个国家的教育质量，抓师范教育算是牵到了牛鼻子。再如“王宽诚教育基金”有一个宗旨，“以有限的资金办更有效益的事”，为国家培养高级科技人才。除用于培养人才的直接费用外，不考虑提供资金用于建造楼堂馆所，购置仪器设备，印刷出版等与培训人才无直接关系的方式、方法。
其四，“致良知”要尽自己本分。人活在世上，尽自己的本分很重要。尽自己本分有两层意思，第一个意思是有多大的力，就出多大的力，不做自己勉强的事。有些宁波帮人，如包玉刚、邵逸夫、王宽诚等，为了家乡教育事业，捐出巨资。这些人的善举确实令人肃然起敬。但是，也有一些宁波帮人，虽然捐款不多，也同样令人感动。如旅日打工侨胞徐阿花，1991年7月向鄞县五乡中学捐助1万元人民币，1994 —1996年，她又捐助4万元人民币。徐阿花与包玉刚、邵逸夫等人同样伟大，都是各尽了自己的本分。
尽自己本分第二个意思是尽自己最大努力去做事。1985年，王宽诚先生拿出自己一半的资产——1亿美元给国家设立“王宽诚教育基金”，每年选送优秀青年出国深造，为国家培养急需人才。闻儒根是一个亲自下车间劳动的小老板，但是他把自己平时省吃俭用节约下来的钱捐赠给幼儿园和敬老院的“闻氏系列工程”。20世纪30年代，宁波旅沪同乡会决定设立四明大学奖学金。有钱的宁波帮人如虞洽卿、刘鸿生、王伯元都是个人认捐5000块银元，普通的宁波商人也有捐献几个铜板的。大家都是尽了自己最大努力。
其五，“致良知”要事上磨。人做事，免不了会遇到挫折，遇到困难。王阳明教我们要在事上磨。越是困难，越是锻炼人的机会。董浩云先生于1970年花巨资购买了英国退役豪华游轮，将其改建成“海上学府”，准备与美国科罗拉多大学共建，办一所别具一格的海上大学。在即将投入使用之前，1972年这艘巨轮被一场不明原因的大火焚毁。董浩云没有气馁，又购买一艘客轮，将其改装成“宇宙学府”，实现了自己的海上教育计划。张寿镛先生在创办光华大学时，也遭受过许多磨难，刚开始筹措资金时，备尝艰辛。他自己说：“方其经营之时，狂奔疾走，呼号相及，借甲偿乙，补屋牵罗，托钵题缘，自忘愚痴。热情者一呼便应，冷嘲者讥为多事。”不几年，光华大学就成为人才辈出的高等学府。到了抗日战争期间，日军强迫光华大学到日伪当局登记。张寿镛拒当亡国奴，让在四川的光华大学商学院成立分部，将上海光华大学改为诚正学社、格致学社、壬午补习社等。从这些事例中，可以看出，宁波帮捐资兴教有一种百折不挠的精神。
以上是就宁波帮捐资兴教的五种行为，来指示“致良知”的内涵。其实，宁波帮其他行为也可以用阳明心学加以诠释。譬如，1988年，邵逸夫和夫人方逸华捐资6万人民币，在原宁波师范学院设立奖学金，奖励品学兼优的师范类学生。该奖学金获奖条件共有四条，除第一条与学习成绩挂钩外，其余三条都是事关非学业因素、校内外活动、身体素质等。可见，宁波帮人设置奖学金，是要学生全面发展，有“与人同善”的意思。当我们理解了阳明心学，又熟知宁波帮人捐资兴教的事迹，我们就会如孔子一样指其掌，说“其如示诸斯乎”（《论语·八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