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文重教传统的赓续

1.宁波兴学历史悠久

宁波兴学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西汉余姚人董春首倡私学，到东汉时期，余姚又出现了最早的官学。崇文重教的风尚，培育出严子陵、董黯等杰出人才。六朝时期，虞氏家族和盘踞在宁波的渡江士族一起创造了富有特色的地域文化，虞翻等人的经学，虞预等人的史学，虞羲等人的文学，虞龢等人的书法学，虞喜等人的天文学等，都在中国文化史上具有重要地位，均得益于浙东流行的兴教崇文和士族家风。及至唐代，明州在建州之初设立州学，元和九年（814年）鄞县设立县学，会昌六年（846年）象山设立县学，象山还设立了四明历史上最早的书院——蓬莱书院，教育设施得到极大改善。但真正推动宁波古代教育跨越式发展的，首推北宋王安石治理鄞县时大兴县学，礼聘学者，并带动周边地区大兴教育。在官学影响下，以庆历五先生为代表的私学教育也随之兴起。一时间书院遍布明州各地，讲学与研讨之风盛行。庆历以后，明州学子登科人数达到108人，占到北宋明州登科总数124人的87%，可见这一时期教育对人才成长的贡献。南宋时期，在“一门三宰相”的史浩家族经营下，宁波诗社、书院次第矗起，甬东书院、南山书院、碧沚书院均得到皇帝赐额，浙东学术开始兴起。王阳明及弟子以“心学”的传播，推动了宁波书院教育的兴盛，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人开创形成浙东学派，对明清之际启蒙思想的发展有积极影响。而宁波人做大学校长也是有传统的，始建于元代的北京国子监是元明清三代国家最高学府和教育行政管理机构，长官称祭酒。据《浙江省教育展志》《浙江省人物志》记载，浙江先后有36位举子荣任国子监祭酒，而今宁波境内有13位（鄞县6、余姚5、慈溪2），还出现了两对“父子祭酒”，堪称科举奇观。

2.宁波藏书文化厚重

宁波的城市口号为“书藏古今，港通天下”，以天一阁为代表的宁波藏书文化与教育发展相辅相成。宁波的藏书事业始于北宋，盛于明清，留存至当代。宁波藏书以私家藏书为主，从宋代开始涌现了楼钥东楼、陈禾二灵山房、丰坊万卷楼、郑性二老阁等一大批私家藏书楼。据《中国私家藏书概述》统计，全国著名藏书家共5045人，浙江省1139位，位列第一，而宁波占有109位，占全国总数的2.16%。从宋室南渡，文化中心也从黄河流域移到东南沿海，经此一变，明州成为“东南邹鲁”。读书、藏书蔚然成风，明代嘉靖年间宁波范氏所建天一阁藏书楼，以独特的设计和完善的功能成为清代乾隆建造存放《四库全书》七大阁的范本，也从一个方面说明了宁波藏书文化发展程度之高。古代读书藏书与学问紧密相连，因文献较难获取，故“收藏之家，多为一时硕学”。私家藏书楼与藏书的存在，为学子们提供了广泛接触传统知识的机会，推动宁波地区在科举教育事业一直处于全国领先地位。从唐至清，宁波走出了2483位进士、13位文状元，也培养了王应麟、袁桷、黄宗羲、全祖望、徐时栋这些学问大家，可以说藏书文化哺育了浙东学派，遂有“文教之邦”的美誉。藏书、读书、爱书的风尚已经深入宁波人的灵魂深处，已经化为血脉中的人文基因，传给了一代代后人。

3.宁波重义观念浓厚

宁波人有着悠久的经商传统，在商业经营中汲取古代智慧，极力在传统伦理与商业伦理的接合点上寻找经商合理性的道德依据，标榜诚、信、义、不欺等价值和规范。尤其是其中的“义”的价值观念根深蒂固，主要表现为事业成功之后在家乡修桥铺路、建设灯塔海塘、设义冢等，他们还在家乡各地创建了规模庞大的义庄。如鄞县徐氏固本义庄、慈溪郑氏义庄、慈溪安雅堂义庄、鄞县冯氏敦本堂义庄等。义庄是宗族共产，其田租、房租收入用于族内赡老扶弱济贫，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支出项目是设置义塾，延师教育本族子弟读书应试。随着宁波开埠，西方教育方式的传入，宁波帮人士在外地经商有了一定的物质积累以后，重教兴学往往成为他们众多义举中的首选。宁波帮先驱人物叶澄衷曾经创办了叶氏义庄、驰名上海的“澄衷蒙学堂”等一批学校，他有一副联语，自述他在家乡镇海和旅沪期间倾力办学的宗旨，上联是“余以幼孤，旅寓申江，自伤老大无成，有类夜行思秉烛”，下联是“今为童蒙，特开讲舍，所望髫年志学，一般努力惜分阴”。这是他以亲身经历和体会兴办义学的初衷和期望。许多近现代宁波乡贤，不但出钱出力反哺家乡，在宁波各地兴办学校，还直接在自己经商的上海、武汉等外埠兴办各式学校，让这些地方的宁波籍学子受到良好的教育，且惠及不少当地的非宁波籍学子。这是宁波人崇教兴学传统的传承，是宁波帮作为儒商重义伦理的进一步发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