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 述
宁波帮与近现代中国教育的历史脉络和时代价值
王 义
促使宁波商帮形成的客观因素有明朝海禁政策的放松和万历时期张居正的改革。现有资料及有关研究显示，明代万历前后数十年间是北京工商会馆创办发展的高峰，浙江人在北京创办的其他四所会馆均在明万历期间或以前。据此推断，宁波商人的鄞县会馆很可能建立于万历时期，也即宁波商帮在万历时期正式形成。
宁波帮对其家乡宁波的经济发展与近代化事业促进很大。自古以来，宁波凭借特殊的地理位置，商贸活动非常活跃。鸦片战争后，尤其是民国时期，宁波新一代商人脱颖而出，他们生长在通商口岸，从小受到西方资本主义经营思想的熏陶，不少人出身洋行买办或充当过买办。他们不失时机地开拓活动领域，更新经营项目，充分发挥自身在人才、行业、资金、货源等方面的优势，把商业与金融业紧密结合起来，催生了一批新行业。孙中山先生对这一时期的宁波商人倍加赞赏，曾说“宁波人素以善于经商闻，且具有坚强之魄力”“宁波人对工商业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另外，宁波商贸在上海、北京、汉口等地均有长足发展。鸦片战争以后，上海取代广州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的中心，而宁波毗邻上海，交通便利，上海自然成为宁波商人的主要活动地域。宁波商人在上海按行业分帮，分别建立了各业各帮的会馆。如宁波肉业帮创立的诚仁堂，马车漆业帮创立的同议胜会，还有水产业的同善会、海味业的崇德会等。1903年，上海的四明公所广购屋宇，扩充办事厅室，把这些各业各帮的会馆都总汇于公所。1909年，慈溪人洪宝斋与宁波同乡数十人商议，在汉口路创建四明旅沪同乡会，次年改名为宁波旅沪同乡会。会员们团结同乡，协调商务，做了不少有益同乡的事业。这个时期的宁波商人不仅善于开拓市场，还善于开拓经营项目。
鸦片战争后，欧风东渐，社会风尚有了新变化。宁波商人看准这一趋势，一方面，他们在保持传统特色行业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更新经营项目：在沙船贩运余势未衰时，转而经营轮船航运业，在开设钱庄的同时，积极向新兴的银行业渗透，从而使发达的轮船业和银行业成为宁波帮鼎盛时期的两大支柱产业。另外一方面，他们顺应时代潮流，适应市场需求，及时投资新兴产业，如进出口贸易业、五金颜料业、钟表眼镜业、房地产业、新型服务业等。这样，在发达的钱庄和银行业的大力支持下，商业、金融业、工业、航运业紧密配合，相互支撑，宁波发达且先进的商业体系逐步形成，在此过程中，也催生了对大量专业技能的需求，为宁波的实业教育和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坚实的基础。在同乡会等组织的协调和热衷于家乡教育事业的宁波帮人士的努力付出下，一批以培养实业人才、造福桑梓为办学宗旨的职业学校得到发展。这些职业学校根据区域产业需求，因地制宜地开设相关专业课程，培养行业急需人才，既满足行业发展需要，也解决了求学者的生存问题，促进了当时宁波本地产业的稳定、健康发展。
宁波帮商人十分重视家乡的教育事业。《鄞县通志》载：“旧宁属各县经济事业之发展，固由留居桑梓者热心公益，竭力建设，而侨寓异地者之眷怀故乡，凡遇天灾人事，莫不捐资输力，以为协助响应，其功要不在留居桑梓者之下。” 宁波帮还通过创办近代企业、兴办近代教育、举办公益事业等来促进宁波的近代化，兴办了许多文教事业和社会公益事业。当中国大多数人仍然沉浸在他们自己传统的精神世界里之时，宁波已经打开“窗户”，承受西方文化的冲击。洋务运动之际，宁波诞生了一些由官方或宁波帮创办的新式学堂。1879年，宁波府知府宗源瀚创办辨志书院，其亮点在于开设舆地、算学等新兴学科，开新教育之先导，之后又逐步创办小学堂、宁波府师范学堂、女学堂等。1871年，江南巨富叶澄衷出资3万两银子在镇海庄市创设叶氏义庄，设置英语等现代课程，供穷苦孩子免费读书。1878年，他与叶志铭等一起筹集资金，注资将其发展为两等小学堂，与创办新学堂一起，成为洋务运动重要举措的，还有派遣留美学生。1872年始，清政府分4批派遣120人赴美留学，据《宁波通史》统计，在这4批官派留学生中，宁波籍有6人，占浙江省的75%。应该说，此时的宁波不像其他地方那样，在主观上排斥、隔绝西方文化。
《申报》1905年10月2日，“1905年宁郡职员张美翊等日前联名秉呈府署，请以宁城月湖书院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旋奉府尊喻庶三太守批示，略云，查宁属蒙小各学堂虽逐渐设立，尚乏师资。所议以月湖书院改为初级师范学堂，既可以位置寒儒，又可以甄陶后进，用意可嘉。唯闻该书院讲堂斋舍年久失修，应如何改造增添，并原有之款以充经费尚少若干，希即邀集公正绅者妥筹兴办，由本府详情立案可也”。《申报》1905年10月28日，“甬郡月湖书院前由张美翊等禀准当道改作师范学堂，已由宁府尊喻庶三太守于九月十二日在府署考验各学生。闻与试者有二百余人，录取一百二十七名，一俟学堂布置周妥，即行开学”。
民国初年，平民教育运动兴起，一些群众团体、有识之士创办各类平民学校，施行以识字为主、兼有职业训练的教育，该运动至 “五四”时期达到高潮。据统计，1920年宁波城区有平民学校16所。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众教育更为兴旺，其教育组织形式主要有民众学校和民众教育馆，教育内容涉及识字、劳工教育、职业补习、通俗讲演、民众体育等。民众学校一般采用半日制、夜校等形式，通过简易教材进行识字教学和公民训练。民众教育馆则根据民众实际生活需要，采取“出版各种通俗民众读物”“举办和指导当地民众教育活动”“组织民众教育成绩展览会”等方法，施行补习教育，以使民众获得智、德、体、美等方面的发展。与此同时，也对教育方针和学制体系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1912年，根据民国的《小学令》和浙江省《对于小学教育的办法》，改学堂为学校，堂长亦改称校长，并对小学的设置、学制、宗旨、课程等做了如下改进：①小学教育以留意儿童身心之发育，培养国民道德之基础，并授以生活必需之知识技能为宗旨；②小学分初等和高等，各以所属性质称城镇乡立、县立和私立三大类，原则上初小由城镇乡负责设立，高小由县负责设立，但鼓励经济基础厚实的城镇或私人开办高小；③初小修业年限为4年，实行男女同校；高小修业年限为3年；④废除读经科，初小的课程设修身、图文、算术、手工、图画、唱歌、体操，女子加设缝纫，高小的课程设修身、图文、算术、本国历史、地理、理科、手工、图画、体操，男子加设农业，女子加设缝纫。据此，宁波城区新办、改办11所小学；各县建有高等、两等、初等小学校511所，学生22661人。小学校的数量和在校学生数较之清末“新政”，翻了一番。时人曾就小学教育状况评论说：“小学为教育之基本，不特教育家亟亟谋普及，政治家亦尽力提倡之，此我国年末之佳气象也。”
宁波帮人乐善好施的传统闻名于世，虽然各自机缘和途径不尽相同，但都是指向捐资兴教，这就是他们的良知，是他们在自己的人生中体悟出来的，这与王阳明提倡的“致良知”一脉相承。王阳明非常重视教育。有人对王阳明说：“古之名世或以气节，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便是全人。”而王阳明回答说：“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在世俗人眼中，最值得看重的是气节、文章、政事和勋烈，而王阳明认为，他情愿从事于讲学，而放弃其他四项。王阳明甚至说：“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这实际上是将讲学当作人的生命的根本存在方式。王阳明所说的“讲学”就是指教育。王阳明之所以如此重视教育，是因为教育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生命潜力。
宁波帮人对教育也有很多真知灼见。有学者说，吴锦堂在家乡宁波一系列的兴教办学活动，不纯粹是造福桑梓的义举，更是蕴含着自身的价值追求，是一种自觉的实践行动。也就是说，吴锦堂在兴教办学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张寿镛创办光华大学，其中心思想就是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权，使国家尽善尽美，必须植根于大本大原，而这大本大原就是教育。张寿镛是要用教育来壮大中华民族的整体生命。叶澄衷认为，创建学堂能使“从此学习之人学有进益，大则可望成才，小则得以谋业”。严信厚在与外国企业竞争中认识到，要发展民族企业，人才是关键。1897年，他创立中西式的储才学堂，便是以“革新图强，储备人才”作为办学宗旨，弃旧科，立新学，注重学习西方科技知识。这些宁波帮人在职场上奋斗大半辈子，获得了一定的财富，也积累了大量的人生智慧。他们捐资兴教，不仅是使那些贫困子弟也有发展机会，而且还希望将自己的创业精神和人生智慧传承下去。这就是他们的“良知”。宁波帮人大都愿意捐资兴教，这也是他们致自己“良知”的结果。
宁波帮商人高举爱国旗帜，传承爱国主义精神。早在近代，宁波帮商人就走在实业救国的前列。他们一方面热爱自己的事业，在各自的领域做出杰出的贡献；另一方面，他们团结在一起抵制外货、反抗压迫，体现出强烈的爱国精神。如曾任五洲药房经理的项松茂就是一位坚定的爱国者，为了抵制洋货肥皂，他毅然组织生产固本牌肥皂。有人担心药厂制肥皂非本行，可能会失败，他却表示：“只有振兴我国实业，才能与舶来品抗衡，挽回利权。”在他的不断努力下，固本肥皂终于战胜了英商的祥茂肥皂，占领了市场，成为誉满全国的产品。又如定海人刘鸿生，先后从“煤炭大王”变成“火柴大王”，又变成经营水泥、毛纺织、码头、航运及金融等十多个企业的“企业大王”，为中国近代经济的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宁波帮商人在实业救国过程中，念念不忘兴办教育，通过办实业教育，培养实用人才，增加本土产业的竞争力，抗衡国外企业对中国市场的垄断和剥削。在19世纪末，宁波兴办现代学校的先驱叶澄衷，目睹因缺乏教育而造成的严重后果，力排众议，执意创建学校。他认为，创建学堂能使“从此学习之人学有进益，大则可望成才，小亦得以谋业”。朴素的言语表达出超越血缘、业缘、地缘的胸怀，推己及人，想的是社会教育、公民教育和大众教育，比教育救国更贴近、比实业救国更超然、比职业教育更博大，只求造福人民，为国家与民族尽自己之所能。享有“办学三贤”美誉的著名侨领吴锦堂，1905年在第一次水利建设会议上就一针见血地指出：近世列国争强，要在世界上立足，“教养”二字很重要。国民失养，就无以为生；国民失教，就难以争存。结合自己的经历，吴锦堂在还乡之际，“慨故里之学校不足，水利不治，毅然引以为己任”，本着“造福桑梓，启迪民智”的美好愿望，独资创办锦堂学校。
在当时动荡的年代，大批旅居在外的浙江籍人士纷纷寻求应对策略，他们利用推行“杨慕琦计划”的机会，选择了组织社团这种方式，聚合旅外同籍或相近地域的人士，以谋更好发展。香港苏浙同乡会就是其中一个。香港苏浙同乡会的前身是1939年创立的旅港苏浙沪商人协会。随着形势变化，1943年改称为苏浙旅港同乡会，创办宗旨是“维桑与梓，必恭敬止”。苏浙旅港同乡会关心祖国，以造福贫苦同乡，致力于助学扶贫。同时，本着“四海一家”的博爱精神，推己及人，其他各省籍人士，凡未有同乡会及类似组织者，苏浙旅港同乡会亦无分彼此，施以援手。在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历程中，香港苏浙同乡会及其前身始终秉承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以捐资兴学，热心举办社会福利事业为主要形式实践创会宗旨，使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充分得以展现。1947年，苏浙同乡会设立教育半费助学金，并成立助学金委员会主理其事，开始了捐资兴学的漫长历程。1949年，该会又发起建会创校基金筹募运动。经过筹募，至次年5月，建会创校基金共筹募资金185140港元，由建会创校基金保管会负责保管。与此同时，苏浙旅港同乡会还积极响应祖国号召，代筹募善款，并如数拨付，再另捐款给予支持。香港苏浙同乡会热心教育事业，大力创办中小学，对社会福利事业也不遗余力，充分展现了爱国主义情怀。
坚持对外开放办学，培养国际通用人才是近现代宁波教育的一个重要特征。宁波作为中国重要的沿海港口,与海外的文化交流源远流长,为当今宁波在国际化港口建设和推进国际化开放进程中提供了丰厚的历史积淀。唐代,宁波成为“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之一,与扬州、广州并称为中国三大对外贸易港口。宋代又与广州、泉州同时被列为对外贸易三大港口重镇。公元992年,因“海外杂国,贾船交至”,宁波始设市舶司。鸦片战争后被辟为“五大通商口岸”之一。“海上丝绸之路”建立了中国与全世界经贸、文化、宗教以及其他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宁波历来就有开辟海外市场、走向国际的传统。名闻天下的宁波帮早在明清时期就涉足欧洲各国。作为民间逐渐兴起的实业团体，宁波帮兴办教育主要是受传教士办西学的影响，培养出了大批的人才，这是对传统心态的一次挑战，迈出了宁波帮办教育与世界教育接轨的步伐。宁波帮在鸦片战争后受到美国传教士在宁波办学的影响，积极兴办近代教育，宁波的近代教育随即诞生，宁波帮与西方的教育交流逐步展开。这个阶段也是西方国家打开清朝大门的时期，清朝的闭关锁国政策破产，自此，统治者开始寻求发展出路。洋务派提出了“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发展思想，旨在通过学习西方的先进技术，培养优秀的人才。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宁波差会（Ningpo Mission, Presbyterian Church in the U.S.A., Board of Foreign Missions）于1845年（清道光二十五年）7月26日在宁波江北槐树路槐花树下创办了第一所教会学校——崇信义塾（也称圣经书房）。1855年（清咸丰五年），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培生在城区西大街真主堂创办洋私塾，取名养正书院，1912年更名为浸会中学。1860年（清咸丰十年），英国循道公会在城区竹林巷创办斐迪书院，委派阚斐迪主事。后更名为华英斐迪书院、华英斐迪学堂、宁波斐迪学校，1930年更名为斐迪中学。1984年8月1日，邓小平同志发出“把全世界‘宁波帮’动员起来建设宁波”的指示。弹指一挥间，几十年过去了。精英荟萃的宁波帮不仅造福宁波家乡人民，也留下了情系宁波教育国际交流的一段段佳话。
作为国际化港口城市，宁波教育带着与生俱来的开放基因。2005年，宁波市政府出台有关加快构建服务型教育体系的政策文件，2008年，出台了深化服务型教育体系建设的政策文件,引导宁波教育以服务宁波经济社会发展为目标,深化教育教学改革。高职教育是以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为平台的高等教育类型,必须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中实现自身的发展。因此,宁波高职教育发展必须打好“服务牌”,以服务宁波经济持续发展、创新发展和率先发展为目标,积极构建具有鲜明国际化特色的服务型教育体系,打造具有国际化内涵与特色的人才培养、培训体系,技术服务与企业管理咨询体系,加快构建具有国际化港口经济特色的专业结构体系、课程教材体系，以实现宁波高职教育与宁波经济社会联动发展。
2012年6月8日，商务部“中国职业技术教育援外培训基地”落户宁波职业技术学院，该援外培训项目主要针对发展中国家职业教育主管部门和院校领导开展职业教育培训工作,并在宁波外经贸局的指导和帮助下,对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分布情况开展调研,开设有针对性的主培训,为宁波乃至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服务,为中国企业海外发展搭建桥梁、培养人才。
浙江宁波英伦外籍人员子女学校是浙江万里教育集团走向国际教育的又一典型案例。该校在宁波已有十几年办学历程，学校前身为宁波国际学校（NBIS）。2005年，学校从成立之初仅有6名学生，发展到目前拥有来自四十多个国家和地区四百余名师生的规模。2020年8月，浙江宁波英伦外籍人员子女学校经浙江省教育厅批准成立，学校在原有的办学基础上，将为在甬外籍人士子女提供优质的国际教育，进一步优化城市营商环境，推动教育国际化发展，培养具有国际视野、对中国友好的国际人才。近年来,宁波市更是成为许多国外留学生前来交流学习的不二选择,这无疑表明了宁波市教育国际化的进展与水平。
近代宁波帮所办的学校不仅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还促进了教学方法的改革创新和教育类型的全面发展，职业教育尤为发达。鸦片战争后,宁波又成为兴办近代教育最早的地方之一,尤其是职业教育的举办，在全国起步较早，为当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发达奠定了坚实基础。鸦片战争之后，五口通商，国门大开，西方自然科学技术涌入，洋务派以“自强”为宗旨的洋务运动，大大激起了包括宁波人士在内的有识之士实业救国的热情。而废科举、兴学堂更是为西方自然科学技术进入学校教育和课堂内容扫清了体制障碍，使近代职业教育得以快速发展。
在崇文重教的优良传统中熏陶长大的一代代宁波商人，关心家乡发展，乐善好施，捐资兴学，为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宁波商人在与洋人打交道时，深知职业教育的重要性，并以创业的精神创办了各种实业学堂。 如叶澄衷（1840—1899年）创办的澄衷学堂设置了小学、中学和师范科、商科等实用性很强的专业，还聘请外国人当教员，教授各分店职工学外语和商务专业知识。吴锦堂（1855—1926年）是甬籍旅日侨领，他断定“日本富强，全靠教育”，独资创办锦堂学校，培养发展实业人才。黄炎培先生支持的中华职业教育社把吴锦堂、陈嘉庚、聂云台并称为“办学三贤”。
近代宁波职业学校的专业设置主要依据教育政策及近代宁波工商业的发展需求。教育政策主要是1903年的《奏定学堂章程》与1913年的《实业学校令》，这两大规程对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专业设置起了重要引导作用。宁波的资本主义近代工业起源于19世纪90年代，随着近代工商业的兴起，为了培养相应的技术人才，一批以培养教育、政法、金融、工商业技术管理人员为主的实业学堂萌生。随后，又根据政治及经济发展需求，出现了一批农业、医事、水产、无线电类学校。纵观近代宁波职业学校的发展嬗变，主要创办农科、工科、商科、师范、医事、水产等六大类职业学校共35所，办学门类较为齐全。各大门类的学校，其专业与学校科类紧密结合，每所学校的专业都很集中地体现了学校的特色，如专业有农科、手工、纺织、刺绣、缝纫、国医、无线电、初级商科、高级商科、护士、机械、土木、水利、汽车道路、高级银行科等。依据《奏定中等农工商实业学堂章程》规定，中等农业学堂有如下学科：农业、蚕业、林业、兽医业、水产业等；中等工业学堂有土木科、金工科、造船科、电气科、木工科、矿业科、染织科、窑业科、漆工科等；中等商业学堂有商科等。这些专业设置与当时经济社会背景发展密切结合，没有贪大求全，且不同门类的职业学校专业设置特色鲜明。结合宁波近代工商业的发展，宁波近代职业学校在多次变迁与重组中，逐步形成了四大主体，即农、工、商、医类职业学校，如农业职业学校、工业职业学校、商业职业学校和医事职业学校。
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办学力量是多元的，官方、士绅、工商界人士、教会等都参与捐资办学，私人创办的职业学校占了当时所有职业学校的很大比例，为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由产业发展所带来的人才需求推动了近代宁波职业教育的发展，而职业教育则为宁波帮转型提供了人才储备，助推其发展产业的后劲，保证其持续性。产业发展与职业教育的兴起成为促进宁波商帮发展的重要动因，而宁波帮在推进新兴产业和职业教育发展中的积极作用，也加快了职业教育的近代化转型，两者相辅相成，共同迈入近代化行列，成为推进中国社会近代化的积极力量。
新时期，宁波以办人民满意的职业教育为目标，以卓越职业教育为引领，深化职业教育改革与发展，积极构建产教深度融合、体系畅通完善、具有宁波特色、体现国家与地方需要、达到世界水准的开放型职业教育体系，为广大青年提供搭建人生出彩的平台，全面推进选择性课程体系建设，支持学校通过与行业、企业、高校共建技术工艺和产品开发中心、实验实训平台、技术技能工作室等举措，建设优质课程资源，优化选修课程体系，重点加强学生专业技能、职业精神、知识应用能力和人文素养的培养，建立由院校、行业及企业专家共同组成的专业教学联盟，以专业大类为单位，开发与职业资格证书相结合的专业课程体系，进一步支持院校开发地方课程和校本课程，支持地方性特色教材建设。为扩大现代学徒制的试点范围，探索形成校企共同开发课程、学校教师和企业师傅双导师教学的有效模式。大力推进职业院校教师国培项目，实施中职学校专任教师下企业访问工程师项目，推进教师深度参与企业项目，实施中职学校专任教师高校访问学者项目，全面提升教师的专业能力，实施名校长培育工程，重点遴选培养10名中职学校名校长。建立专任教师学术和教学档案平台，推动优质师资全大市中高职院校共享共用，实施能工巧匠进校园工程，积极引进高技能人才，实施优秀教学团队建设工程，建设兼职教师资源库，推动兼职教师全大市中高职院校共享共用，使宁波成为现代职业教育管理、技术技能人才培养、产教融合校企合作走在前列的国家现代职业教育开放示范区。
重视传统文化教育与传承是宁波近现代教育的重要内容。近代宁波商人倡导学习西方先进技术，要求建立相应的教育体系，与此同时，他们依然恪守中国传统的道德观念和思想价值体系，这是因为近代宁波商人虽倡西学，但他们不可能完全与中国传统脱离，在他们自身品行养成的过程中，传统道德教育对他们有重要的影响。其中宁波帮独特的家风家训和宁波地区各类学校的校训就是宁波重视传统文化的重要体现。
家风家训是一个家庭或家族长期沉淀而成的，反映其家族教育特色的思想成果。优秀的家风家训关系到个人的安身立命，对个人的人格和道德养成起着重要的引导作用，一个人的思维和行为方式与他成长过程中接受的家人教育、家风家训的“规范”密切相关。综上所述，宁波是因有着悠久的历史文化、兴文重教的传统以及地域影响下的开放风气等其他因素而形成的一座文明之都，随之形成以宁波帮的家风家训为代表的特色家风文化。宁波帮的家风家训主要体现在四个方面。在“大国小家”的家国情怀影响之下，宁波帮人士在实践中将耕读传家、知行合一以及清廉传家等优秀家风家训付梓后传承子孙。这些优秀家风家训使得宁波帮各个家族名人辈出，并乐于奉献，反哺国家与家乡。校训的制定，可以成为一种凝聚人心、确认共识的过程。校训的用字洗练，言简意赅，甚至“微言大义”，这本身就是一种对中国传统语言文化特点的传承。浙东文化倡导“务实”而不去“好名”，秉持这样的精神，宁波校训中语言文字的使用颇为精到。
近现代宁波帮人士对中国社会发展影响深远，在医学、音乐等领域产生大批杰出人才。清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七月，时任北洋女医局局长的金雅妹在天津东门外水阁大街创办了近代中国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始称天津公立女医局附设女医学堂，亲任堂长兼总教习。金雅妹和她缔造的北洋女医学堂是近代中国公办护理教育的开先河者，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拥有无可替代的突出意义。作为中国最早公办护士学校，女医学堂为近代中国医疗事业培育了大批优秀护理人才。
1912年6月，宁波人韩清泉与老友厉绥之联合一干同道创办了浙江医学专门学校。医学史研究者普遍认为，浙江医学专门学校是第一所中国人自己筹资兴办的医学专门学校，在中国医学教育史上占据重要地位。1927年，愤于“五卅惨案”及之后帝国主义迫害中国百姓的无耻行径，宁波镇海籍著名医学家乐文照果断辞去圣约翰大学医学部教职，积极投身祖国医学教育本土化的光荣事业。乐文照的构想得到了政、学、商界多位知名人士的鼎力支持，于是他终于顺利在上海筹建了全新的中央大学医学院。
宁波帮医学教育家的群星之中，为中国现代医学人文教育奠定根基的韩启德是尤为耀眼的一颗恒星。学界公认，韩启德是当代中国较早意识到医学生人文素养发展意义，并将之付诸系统化实践的先驱。2005年12月，韩启德提出“医学人文平台在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学科建设中应该位列于重要地位”。当代宁波帮医学教育家治校有方的背后，其实涌动着诸多家乡文化所赋予的思想动能：宁波帮医学教育家们善于把握国际医学发展势头，精准研判并大胆抢占医学教育制高点，为中国医学腾飞平稳通过第一关——人才关创造了有利条件。某种程度上讲，宁波帮代代相承的“实事求是，敢为人先”精神便是医学教育家们大有作为的精神背书。由此审视，宁波帮医学教育家不仅仅是出自宁波帮的一批有为教育家，更是团结、受益于宁波帮文化的教育家群体。
在中国近现代音乐史上，中国音乐领域内涌现了近百位具有影响力甚至堪称标杆性人物的宁波籍音乐家，形成了一个称之为音乐宁波帮的艺术人才群体。他们活跃在中国乃至世界音乐舞台上，艺术家数量之多，艺术成就之高，影响力之深远，几乎遍及音乐的各个领域，创造了近60项中国音乐史上的“第一”或“唯一”，为中国音乐的发展做出了突出的贡献。不仅仅在音乐教育、音乐理论研究和表演艺术上有成就，在钢琴等乐器制造业的初创、发展和振兴过程中也几乎都是宁波人身先士卒。
一个音乐宁波帮的发展史，堪比半部近现代中国音乐史。由宁波商人乌始光和宁波人女婿刘海粟创办的上海美术专科学校是当时最早开始专业音乐培训的学校，比之后的国立上海音乐专科学校要早了7年。学校从1924年开始开设高等师范图画音乐课，学习者可以两者兼修，1920年，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在暑期学校和1921年高等师范科设立音乐专业，1925年正式建立音乐系。其间聘请多位国内音乐教育家任教，如丰子恺、马思聪、黄自、丁善德、贺绿汀、谭抒真等，其中有宁波籍音乐家4位。1946年，赵梅伯与徐悲鸿受教育部长朱家骅之命，去北平重建国立艺术专科学校。他遂举家迁往北平。 赵梅伯在北平艺专期间，除发展西洋音乐之外，便一心一意推动中国新音乐运动。
宁波籍音乐家们不但以身示教，而且著述等身。他们把自己多年所学，结合国人实际情况，科学地总结了经验，论述了方法，最后出版发行。这些著作到现在都发挥着重要作用，多次被再版发行，有些还被翻译成多国文字，成为各国音乐学者的参考资料。宁波籍音乐家除了精湛、高超的业务水平以外，在国家、民族危难时刻，他们始终崇尚正义，追求进步。抗战时期，他们以炽热的爱国情怀，创作了无数抗日救亡歌曲，他们举行义演，用琴声、歌声唤醒民众，激励前线将士，为民族独立、解放做出了巨大 贡献。
宁波这块神奇的土地，走出了120位院士，他们分布在中国科学院与中国工程院全部的15个学部当中，在不同的学科领域中成为旗帜与标杆。中国自20世纪初开始引进西方的学科体系，1949年后，学科建设进入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学科体系不断细化完善，一些新的学科也随之创立。在新学科诞生的过程中，许多宁波籍院士都是奠基者和开拓者——郑哲敏院士是中国爆炸力学的奠基人和开拓者之一；陈俊亮院士是中国通信程控交换技术的奠基人之一；童第周院士是中国实验胚胎学的主要创始人，中国海洋科学研究的奠基人；贝时璋院士是中国生物物理学的奠基人；应崇福院士是超声学研究奠基人，其固体中超声散射的论文，是国际上该领域的开拓之作；翁文波院士是中国石油测井、石油地球物理勘探技术、石油地球化学的创始人，在我国第一个开办了地球物理课程，培养了中国第一代地球物理人才……受教成才，更传教育人。宁波籍院士在学科建设中不仅以理论建树完成了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的建构，也以前沿性、突破性成果为学科建设注入了强大的创新动力和发展潜力，使学科处于国内的领先地位。宁波籍院士在学科建设中的实绩离不开他们所秉持的基本原则，即瞄准国家需要，聚焦前沿攻关，凝聚团队力量，发挥智库作用，促进学科优势的价值实现。
值此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宁波建城1200年之际，重新梳理和挖掘宁波帮对我国近现代教育发展的独特贡献及其深层背景，将会再次绽放宁波帮根植祖国、服务社会的优良传统，助力新时代宁波教育现代化的全面深入推进在宁波高质量建设共同富裕先行市中凸显教育亮色。
作者简介
王义，男，宁波职业技术学院高教所（学报编辑部）研究员。长期从事院校治理、教育扶贫、校企融合发展、学术族群关系等领域研究。曾主持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项目，省、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市软科学项目等。研究成果获宁波市教育科研成果奖、中国职业教育学会优秀成果奖等。宁波教育博物馆特聘研究员、学术委员会（第一届）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