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朝更迭承越魂——元明清时期
元明清时期，在历朝基本国策的框架内，宁波教育延续了两宋以来文风鼎盛、注重教育的传统，各代地方官也都比较重视教育，不断完善府、县两级儒学体系（自元朝始，儒学提倡朱熹的“理学”，其倾向逐渐明朗化），修缮学宫、保障经费、修订举制等措施应时而动，同时，政府也逐步加强对官学的投入和监管。
元代举业中最具争议的便是“区分民族”，即按照民族优劣等级参加不同的考试、授官，其优劣等级依次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与南人。时宁波中进士的汉人不多，仅有岑良卿、史駉孙、程端学、李开先、岑士贵、翁传心、刘希贤、桂彦良、李杲等。除了儒学之外，州、县学增设了蒙古字学、医学、阴阳学等，颇有特色！时皆有设置。元代还首设社学，这是在农村地区利用农闲空隙时间，面向农家子弟的蒙学机构。时社学办得比较好的是奉化州，据《奉化教育志》记载：延祐六年（1319年），马称德担任知州期间，“兴文治”，立乡校六十余所，农闲时让农家子弟入学受教。
明朝太祖皇帝朱元璋在建明之初，就确立了“治国以教化为先，教化以学校为本”的文教政策，于是，政府积极发展教育、兴办学校（包括官学和社学），时宁波进士及第的人数位居浙江省前列，共有进士981人（见表3），其中，鄞县、慈溪、余姚进士及第率最高。两宋时期曾经的父子、叔侄、兄弟和祖孙登科及第的情况又再显现，以慈溪为例，有姚汀与姚潓两兄弟、冯元飚兄弟仨人；姜国华与姜应麟、王纯与王镕、姚镆与姚涞、周璇与周士英、冯成能与冯时俊、冯若愚与三个儿子等6对父子，其中姚镆与姚汀、姚潓为叔侄；还有孙懋与其孙孙成名等。在这些进士中，不仅有明朝三百年历史中连中“三元”[2]的三进士之一慈溪人杨守勤，还包括王阳明、张时彻、范钦、姚镆等重臣名人。
表3：明朝宁波府各县进士数
明中叶以后，伴随着科举流弊、官学衰微、朱学“空疏化”等问题，“心学”则渐成体系，并经王阳明、湛若水讲学得以广泛传播。明宁波书院正是在这一背景下涌现，据曹松叶《宋元明清书院概况》的统计，明代书院建置，以各省份而言，江西、浙江两省的数量居全国一二位,分占全国书院的19.59%和10.07%。另据《浙江教育史》统计，时宁波有书院31所，居浙江省前列。其中，犹以姚江书院和石境精舍最为著名。
1644—1844年是宁波古代教育的最后一段时期。清政府强调思想控制，在文教政策上惯于采取笼络与压制相结合的做法，具体表现为：广设学校，但严订管理法规；提倡朱学，可趋于“八股文”化；开科取士，但使之“牢笼志士”；鼓励兴办书院，但使之“官学化”；禁、毁“异端”书籍，大兴文字狱。在此背景下，官学培养出来的士子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呆板、因袭和没有创造性思想的人，但也有像黄宗羲、万斯同、全祖望等这样的思想家、史学家，在这些思想家引领下，宁波形成了富有四明特色的学术思想——浙东学派。时宁波府县学、社学、义学（由旗人子弟学校发展而来的孤寒子弟学校）得到一定的发展，共产生了344名进士（见表4）。
表4：清朝宁波府各县进士数
值得一提的是，宁波慈幼事业在清朝多有建树。顺治年间，清世祖敕令“建育婴堂”“禁溺女婴”。时奉化、鄞县等各县都建有育婴堂。各育婴堂主要行慈善抚恤之责（未行教育之事）。据《宁海县志》记载，宁海县育婴堂最早建立的时间为清顺治年间，堂址在县城妙相寺侧（今城中小学附近），于咸丰年间被进城的太平军所毁。后又重建。据清代王以藩《育婴堂记》记载，在晚清频繁战乱时期，民生凋敝，百姓流离失所，弃婴遍地，育婴堂“招雇乳媪，广收婴孩，保抱提携，爱护周至……饥则哺之，寒则衣之，遇疾病以药饵调护之……”，育婴堂为当时宁波社会人口的增长繁衍和社会秩序的稳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