顺应“新政”迎新学——晚清十年
1900年，八国联军铁蹄的蹂躏，以及《辛丑条约》的签订，强烈地震撼着清廷。在严酷的时局逼迫下，1901年1月29日，慈禧太后以光绪皇帝的名义在西安发布 “变法”上谕，声称三纲五常虽为“万世不易之理”，但政府的统治则应顺时而为，且要学习“西政之本源也”。由此开启了晚清最后十年的“新政”。教育改革是从改革科举（至1905年废除）、创办新学堂（1901年始）和鼓励出国留学开始的。沿着这个方向，新学堂越办越多。之后，又仿照日本模式颁布学制（1903年），创建新的教育行政机构。
与其他城市相比，宁波在这场“新政”中是比较顺畅的。因为宁波的官学在经历维新运动之后，大多已是名存实亡，上谕一经颁布，宁波各地的书院就纷纷改设为小学堂，内设堂长（校长），其进程很是顺利。1902年，宁波知府高英创办宁波最早官立的东城、南城、西城、北城四所小学堂，聘请绅士为学堂董事，每校有学生20 —30人，不收学费。同年，鄞县监生石志相捐资创办存义小学堂，白季荪携同乡共建镇海便蒙小学。
科举废除后，由于朝廷另辟蹊径保全乡绅阶层的特权，他们变得非常热衷于开办学堂，这导致1905年以后新式学堂发展迅猛（因为地方上的学堂一般都由乡绅开办）。据《宁波市教育志》统计，1908年，宁波各县（含余姚、宁海）共有高等、两等、初等、半日制小学堂280所，学生10453人（见表5）。慈溪、镇海等县还建有若干所县立中学堂。1905年，奉化县龙津学堂改为奉化中学堂。1908年，奉化县王昌满、沈皆诚、毛毓英、竺商耀等捐资助建班溪乡剡源中学。据《浙江教育官报》第十五期记载，1908年，今宁波市境内的中学堂有5所，学生313人。1911年，盛炳炜募资在镇海梓荫山麓创办镇海县立中学堂。当时的新式中小学校可谓如雨后春笋，纷纷涌现。另外，教会办的斐迪学堂、中西毓才学堂、崇信书院、三一书院、养正书院、崇德女校、圣模女校等7所教会学校设有中学班。
表5：1908年宁波各县（含余姚、宁海）小学堂统计表
新式学堂的教育内容普遍加强了外语和自然科学学科的设置，例如英文、天文、舆地、算学、博物等。按照新学制（“癸卯学制”），初等小学堂的教学科目为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字、算术、历史、地理、格致、体操等8科，另设随意科目图画、手工。每周授课时间以30小时为上限，其中读经讲经须达12小时。高等小学堂改中国文字科为中国文学科，增设图画科，并根据实际情况加授手工、乐歌、商业、农业等随意科。中学堂学制五年,课程设修身、读经讲经、中国文学、外国语、算学、历史、地理、博物、物理、化学、法制以及理财、图画、体操等12科。可见，实学、西学的内容增加甚多（详见表6）。
表6：各式学堂教学科目设置举例
在兴办新式教育的同时，宁波各属县还为年长失学或年幼家贫无法就学者设立简易识字学塾。这些学塾一般附设在小学堂内，或借用祠堂、庙宇，由小学教师兼任塾师，晚间授课，书籍物品免费供给。至1909年，今宁波市境内创办简易识字学塾24所。至1910年，扩大到92所（见表7）。这为贫苦民众子弟的入学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表7：1910年宁波府各属县（含余姚、宁海）设立简易识字学塾统计表
改制中，清廷并不主张女子受新式教育，但宁波有不少思想较为开放的士绅坚持开办女校，专收女生入学，实为宁波一大风景！早在维新时期，慈溪先后在观海卫、沈师桥、鸣鹤等地建有4所女子学堂。1903年，镇海开办务实女学堂。1906年，宁波府女学堂在西门口长庚庵旧址建立。1909年，慈溪再建浒山、三山两级女子学堂。1910年，樊棻创办勤稼女学堂。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奉化王慕兰女士的女学办学热情。王慕兰幼年随父宦游。回乡后，于家乡董李设蒙馆教授学生，后至宁海马岙，奉化大公岙、石门、红瓦等地任教。1902年，于奉化萧王庙孙锵家办学馆，专招女生，时远近闻名。1906年，出任县城新式女学堂堂长，达17年之久。离校后，仍继续襄助家乡霞溪小学。县知事曾赠匾称其为“巾帼丈夫”。
随着新式学堂的大量涌现，师资问题摆到了议事日程上。宁波的有识之士因而创办了师范学校。1904年，余姚士绅蒋怀清在县城创设余姚师范讲习所。1905年，知府喻兆藩于湖西月湖书院旧址（今偃月街小学原址）创设宁波府师范学堂，是为浙江省最早的一所师范学堂。学堂设完全科和简易科两类，前者修业年限为5年，设修身、教育学、中国文学、算学、博物、理化、习字、图画和体操等科目；后者修业年限为一年，并减少读经讲经、习字等科目。学校免收学费，毕业后必须从教，若否，则赔偿学习时的学费。据统计, 1907年宁波府师范学堂1所,学生95名；余姚师范讲习所1所,学生24人。1908年、1909年,象山劝学所（时新设教育行政机构）又举办两期师范传习所,学习时间均2个月,结业26人。
为了适应宁波工商业的发展以及应新学制的要求，宁波的有识之士还积极创办实业类学校，以培养政法、农业、工商管理等专业人才。1906年，鄞县创办甬东商业学堂。1907年，在原孝廉堂旧址（原解放北路市政协大院内）成立宁波法政学堂，是为宁波工程学院的前身。1907年，成立宁波两等商业学堂和镇海县商业学堂。1908年，余姚泗门镇谢宝书邀集66人入股，筹得银元13040元，创办余姚汝湖农校，并亲自任堂长，注重培养农业科技人才。1910年，吴锦堂把锦堂学校高等部改为初等蚕科实业学校。1911年，吴锦堂注资锦堂学校，并扩充学校设施设备，将其改为锦堂农业中学堂。
在构建新式教育体系的同时，宁波府县各级教育团体也相继设立。1905年，知府喻兆藩与张美翊、陈训正等成立宁波教育会（陈训正出任副会长）。1903年，奉化教育研究会成立。1906年，士绅冯丙然等发起成立鄞县教育会。这些教育团体以发展教育为己任，做了大量的推进工作，对于改造旧教育，促进上述新式学校的建立和发展，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与废科举、兴学堂同步推进的是留学日本、欧美潮流的勃兴。据吕顺长博士在《清末中日教育交流之研究》中统计，清末浙江在日本的留学生有明确籍贯的共570人，其中宁波府县有87人，与温州并列第三，若含余姚、宁海两县，则人数为102人（见表8）。另有不少人留学欧美。胡文耀、翁文灏、王正廷等近代宁波籍知名人物都在留学日本、欧美的潮流之中。
表8：清末留学日本的宁波籍（含余姚、宁海）人士统计表
然而，教育改革的实效如何呢？这还是有疑问的。首先，由于新式教育的教师奇缺，因此大多数新式学堂不可避免地聘请有传统功名的士子授课，他们毫不了解新式教育，一般仍旧按照旧课程授课，这自然会使所谓的新式教育大打折扣。其次，新制度中尽可能地保留了旧东西，例如，由皇帝任命学堂终考总监，然后对考试合格者授予功名，显然，这与以前的程序并无二致。再次，儒学在新式学堂中是不容忽视的，其学习方法也是老一套。新式学堂仍然强调思想控制，在学堂的礼堂和教室中都贴有雍正皇帝的《圣谕广训》，每月初一全校齐声朗诵。以上种种，都不免使新式教育蒙尘。但是，“新政”毕竟在王朝旧制中为新式教育撕开了一道口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