晚清，宁波帮掀起近代国际教育交流的先声
清朝末年，西方列强屡次敲开国门，西方文化不断冲击传统儒家教育，宁波作为最早开埠之一，自然不例外。在宁波帮的推动下，宁波与西方的教育交流也开启了大门，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1.鸦片战争，宁波帮与近代教育国际交流的萌发
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1845年7月26日美国长老会海外传道部宁波差会派麦嘉缔在宁波江北槐树路槐花树下创办了第一所教会学校——崇信义塾（也称圣经书房）。受崇信义塾办学的影响，美国浸礼会传教士罗培生于1855年在城区西大街真主堂创办养正书院，1912年更名为浸会中学。1860年，英国循道公会在城区竹林巷创办斐迪书院，后更名为华英斐迪书院、华英斐迪学堂、宁波斐迪学校，1930年更名为斐迪中学。
这些教会学校刚创办时规模一般都比较小， 既保留了宁波的地方特色，同时也带有明显的西学特征。为了适应宁波农业社会的需要，农忙时学生甚至可以请假回家帮父母干活。一年暑假一般有20天到30天，寒假为7天到17天。学习内容一般是上午学习宗教课程，下午学习文化课程。有些学校还将基督徒学生组成圣经班（Bible Class），白天学习文化课，晚上学习《圣经》。另外，安息日还要参加早祷和晚祷。为了考查学习成果，每年寒暑假之前，学生都要参加考试。考试的形式以口试为主，也有笔试。
在这些教会学校读书的儿童中有一位名叫金雅妹的女生，她早年就读于崇信义塾。她拥有多项中国“第一” 的头衔：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留学生，第一位女“海归”，第一位医院女院长，第一所公立护士学校的创办人，中国护理教育事业的开拓者。
金雅妹（1864—1934年），也为金雅梅，是浙江宁波鄞州区东钱湖镇韩岭村人。1866年，年仅两岁半的金雅妹成了无父无母的孤儿，麦嘉缔和夫人毫不犹豫收留了金雅妹。幼年金雅妹跟随麦嘉缔夫妇辗转于美国、日本等国以及宁波和上海等地以完成她的学业。
1869年，5岁的金雅妹随麦嘉缔夫妇到美国并接受幼儿启蒙教育，不久后返回宁波。1872—1880年，处于学龄期的金雅妹跟随赴日工作的麦嘉缔，辗转于日本的教会学校读书，接受了初等和中等教育并熟练掌握了日文和英文。这样，尽管年纪尚小，事实上金雅妹已成为中国第一位留日女学生。
1881年金雅妹进入美国费城女子医科大学攻读。1888年底，在美国功成名就的金雅妹毅然回国，进入福建厦门一家教会医院工作，成为近代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女“海归”。1907年，金雅妹任中国近代第一所公立妇婴医院——北洋女医局的院长。在担任该院院长的8年中，金雅妹将在国外学到的近代医学科学知识，将她行医二十多年中所取得的丰富的临床经验和诊断技术，都无私地传授给学生。
1934年3月4日，这位杰出的女医生因患肺炎在北平医学院附属医院与世长辞。曾与她一起工作过的美国著名医生马克斯韦尔撰写了悼念文章，称颂金雅妹大夫是“技术精通的显微镜照相专家、国际医学界的一位著名专家、伟大而独特的女性”。作为我国最早的留美女大学生，回国后又积极传播西方近代医学知识、悉心培养医务人才的金雅妹大夫，无疑对我国医学事业的发展起过一定的促进作用。
受到这些教会学校和金雅妹等学生成就的影响，宁波商人在经营实践中也逐渐认识到文化知识的重要性。例如“五金大王”叶澄衷表示“中国之积弱由于积贫，积贫由于无知，无知由于不学”，以为“兴天下之利，莫大于兴学”。为此，早在1872年，他即捐3万银元在家乡庄市创办叶氏义塾，对族中子弟进行免费教育，后发展叶氏中兴学校。现在享誉海内外的宁波帮人士像邵逸夫、包玉刚、包从兴、赵安中、叶谋遵等早年都曾在此求学。
1840年之后，宁波帮与西方的教育交流逐步展开，这是对传统心态的一次挑战，迈出了宁波帮与世界教育接轨的步伐。
2.甲午中日战争，宁波帮兴起留日热潮
1894 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最终清政府惨败，1895年被迫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亡国灭种的空前危机激起了中华民族的觉醒，“同文同种”的昔日学生，何以变得如此强大，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界、工商界和官僚层都急于探究的问题。基于日文中大量使用汉字，不少人认为日语相对比较容易学会，且中日一衣带水，地理相近，来往方便，留学日本费用节省，因此选择到日本留学，直接了解日本改革富强的经验，并吸收经过日本引进消化了的西方文化，许多中国爱国有志青年认为应该向日本学习，发愤图强，振兴中华。于是在20世纪初，许多人争先恐后往日本留学，借以寻求救国救民的良方。据董守义教授的《清代留学运动史》一书所载：中国留日学生1901 年共有280 名，1902年9月为614名，1903年11月是1242名，到1904年11月统计共有2557名。20 世纪初的10年中，留日学生总数至少有5万人，从而形成了规模空前的留日热潮。
据《清国留学生会馆第三次报告》等浙江留日学生调查录记载，自癸卯（1903 年）三月至甲辰（1904 年）十月，现宁波大市范围内的留日学生就有50人，具体为：奉化孙海环（锦瞻）、孙洞环（鄮瞻）、杨占春（藩卿）、邱肇元（烈伦）、吳震夏（世认）、胡思超（伟卿）、胡恩超（伟乡）、张同（署长）、庄瑞堂（绍周）、沈化夔（舜臣）、杨寿彭（乾体），共11人；镇海有7人，即虞袆祺（子尧）、周庆冕、余觉庵（睡醒）、胡叙畴（恩缓）、余仰寅（赓生）、俞为民（克纯）和虞和钦（自勋）；慈溪最多，共有韩清泉（士泓）、沈祚延（芑舫）、胡浚济（允东）、胡浚恒（志久）、王梦龄（静斋）、叶绪耕、叶夏声、王祖赓、秦开（禊卿）、王启机（容子）、洪允祥（兆麟）、钱勰群（吟夫）、戎昌骧（璚乡）和孙炳（国章）14人；余姚李辰身（少垣）、毛毓源（漱泉）、黄广（越川），共3人；宁海有程干青（云生）、祁文豹（蔚生）、章亮元（静轩）和章孚（中子）4人；鄞县苏耕桂（香圃）、苏耕春（友益）、施瑞荣（锦铨）、张世杓（苞锴）、赵家艺（林士）、范承祐（均之）、马裕藻（幼鱼）、沈文潜（子刚）、孙德金（慎铭）、陈时夏（季衡）、陈树棠（霞芗），共11人。以上50位甬籍留日学生，当时年龄大多在20岁上下，分别就读或见习于大阪高等工业学校、第一高等学校、金泽医学校、法政大学、研数学馆、速成师范、大阪盐业试验场、士官学校等学校。这批留日学生思想活跃，兴趣广泛，对国家的前途充满了忧患和自强的意识。学习的范围涉及日语、英语、政治、军事、法律、医药、教育等各个领域，其中以学习文科和军事知识的人为多。此后几年，又有许多宁波人东渡扶桑，仅从1909年考入日本各高等专门学校的留学生名录看，就有镇海王元斌、象山史振鹏、余姚李久身考入东京高等工业学校，镇海刘宗镐考入东京蚕业讲习所，镇海徐宗彦考入东京水产讲习所，余姚毛绶泉考入千叶医学专门学校，奉化俞良谟考入鹿儿岛高等农业学校，镇海金体选和林维周考入长崎医学专门学校，慈溪钱殿奎考入仙台高等工业学校，镇海余岩考入大阪府立高等医学校。同期留日的还有著名法学家阮性存、曾任镇海中学第一任校长的曹位康、曾任浙江省副省长的包达三、银行家童今吾、实业家张炯伯等。
留学日本热潮进一步打破了文化教育上的封闭状况，沟通了中外文化，通过日本输入西学，介绍了欧美、日本的许多新思想、新文化，促进了中国教育变革。更难得可贵的是，不少由清政府官派留日学习军事的甬籍学生，在归国数年后，他们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朽，直接为辛亥革命做出了重大贡献。
甬籍留日学生还积极热心传播知识，如毕业于日本东京帝国大学的著名化学家虞和钦（1879—1944年），回国后曾任翰林院检讨、学部图书局理科总编撰、山西省教育厅厅长、热河省教育厅长等职，是20 世纪初我国介绍西方近代科学成绩卓著的一位学者。他刻苦钻研，勇于创新，潜心著述，参与创办中国人自办的第一个科学仪器馆；最早向国内读者介绍了化学元素周期律，是我国第一位撰写中国地质文章的学者，又是替我国制订有机化合物系统名称的第一人，创造了多项中国之最；还主编了我国最早的综合性自然科学刊物之一——《科学世界》，创办我国首先制造硫酸的企业——开成造酸公司，还对祖国科技、教育、文化事业作出不少开创性的贡献。
清末留日热潮对于近代中国革命和政治、经济、文化、思想、军事、科学的发展，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20 世纪初期留日学生们开启中国现代化道路和进行民族文化创新的方法、精神及其勇气，显然是值得我们肯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