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知”指引宁波帮人捐资兴教
众所周知，阳明心学包含“知行合一”“心即理”“事上磨”“万物一体之仁”和“致良知”等命题。这些命题有其本身的系统性和理论高度。宁波帮人捐资兴教是历史上发生过的真实事件，是比较实在的。如何用阳明心学的理论来解释宁波帮人捐资兴教的史实，这确实是一项不小的挑战。阳明心学本是用于实践的，需要从实践的角度来解释阳明心学。站在实践的角度，我们认为，阳明心学是关乎合理发挥人的生命潜力的学问。
阳明心学最强调的是“发心”。王阳明说：“以此纯乎天理之心，发之事父便是孝，发之事君便是忠，发之交友治民便是信与仁。”王阳明所说的“心”，不是指人的心脏，也不是指人的心理，而是指人的整体生命。所谓“发心”，即是发挥人的生命潜力。生命本来就有要发挥出来的趋向。一粒种子，给它温度和水，它就会发芽、生根、抽枝、长叶。一个人也是这样，只要给他恰当的平台，他就会说话做事、思考问题，以显示自己的存在。因此，发挥人的生命潜力，是人的本能,也是人的使命。每个人获得生命，就有责任和义务来发挥自我生命的潜力，这就是人的“天命”。孔子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尧曰》）人知道自己天生的使命，是非常重要的。
宁波帮称得上是发挥了自己的生命潜力，他们创造了百余个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如第一艘商业轮船、第一家机器轧花厂、第一家商业银行、第一家日用化工厂、第一批保险公司、第一家由华人开设的证交所、第一家信托公司、第一家味精厂、第一家灯泡厂等。宁波帮精于团结，擅于组织，敢于与外国公司竞争，敢于与法租界当局抗衡，在中国近现代历史舞台上，展示出中国民族资本的强大力量。宁波帮人如何经营企业，如何组织社群，这里就不多涉及了，已有不少的论文和专著讨论过这些问题。我们在这里将要聚焦于宁波帮人捐资兴教，讨论他们如何处置自己的财富。
当商人经过苦心经营获得一定财富的时候，这些财富也就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按王阳明的说法，万物本为一体。自己所创造的财富，当然也就是自己生命的一部分。如何处置财富，实际上也是如何发挥自己生命潜力的问题。被称为“火柴大王”“煤炭大王”的刘鸿生，就曾经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之所以受气，是因为没有工业，没有科学，因此就想利用口袋中的现钞做点事。”刘鸿生的这番告白，就是要让自己的财富发挥固有的生命力。
要合理地发挥人的生命潜力，在王阳明看来，那就要“致良知”。“致良知”首先涉及发力的方向问题。商人如何处置财富，有一个方向的问题。有些商人是守财奴，像巴尔扎克小说里的葛朗台，吝惜钱财舍不得用，只是以占有钱财为目的；有些商人将钱财用来花天酒地，过着纸醉金迷的生活；还有些商人用财富培育子弟去考科举，目的是光大门户；也有些商人将财富投入扩大再生产，追求行业的老大地位；也有些商人用财富去修桥补路、扶危济困，做一些行善积德的事；而宁波帮则更多是选择捐资兴教。不同的选择，反映出商人不同的文化品质。我们在此不去评论商人文化品质的高下，而是要说明，宁波帮人捐资兴教是他们“致良知”的结果。
宁波帮发心捐资兴教，大约有以下几种情形。
其一，有些宁波帮由于自己小时候家境不好，或者时局动荡，没有读过几年书。他们在商场打拼的过程中，切身体会到文化水平低的局限，后来有了一些钱，便发心要兴办学校，希望更多像自己一样的年轻人，有机会活得更精彩。这一类宁波帮如叶澄衷，他就是深感自己“幼年未曾识字，创业艰苦”之难，然后发愿兴办学堂。吴锦堂也是由于家境贫寒，读过两年私塾以后，不得不回家从事农业生产。除早年饱尝失学之苦，在以后的创业中也深切感受到科学文化知识的重要性。还有董浩云也是这样，他在时局与生计的双重逼迫下，早年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为此，他很早就立下宏愿，一旦有能力，一定要创办一所大学，给予好学上进的青年人受教育的机会。
最有意思的是叶澄衷，据说他是受一个学徒的一句话的启发，而后有了办学校的初心。有一次，叶澄衷的孩子生病了，保姆抓药心急，却被药店的学徒刻薄地抢白道：“你心急，自己开药啊。”叶澄衷听说此事，马上在那家药店的对面开了一家药店。那家药店倒闭后，学徒去向他道歉。叶澄衷看到学徒人品不坏，就原谅了他，并给他一份新工作。但那个学徒选择回乡，临走时对叶澄衷说：“只怪我家穷，受教育少，说话容易冲人。”叶澄衷正是从这件事上，看到教育可以改变人生。
其二，有些宁波帮人自身是文化人，在官场里在社会上摸爬滚打几十年，他们对于国际时局有全面的了解，对于中国人受人欺侮有真切的感受，他们忧心于中华民族整体生命的贫弱，扛起教育救国的重任。这些人不一定是多么有钱，但他们多是有社会影响力。这一类宁波帮人如张寿镛，他本来就是清朝举人，在国民政府做过财政厅厅长、淞户道尹。1925年“五卅惨案”后，上海圣约翰大学（属美国圣公会办的一所教会大学）师生，要纪念牺牲了的烈士，竟然遭校方脚踏国旗、驱出校园的污辱。572名师生愤然离校，决定另建中国人自己的大学——光华大学。此时张寿镛被公推为校长。他决定不做官，不遗余力一心办好光华大学，明显就是要“振兴中华、反抗帝国主义宰割和奴役”。
再如严修，曾经中过进士，当过翰林，做过清朝翰林院编修、贵州学政、学部侍郎。他有强烈的民族正义感和敏锐的洞察力，较早地看到世界潮流和国势危急。他大声疾呼：“中国自强之道，端在教育，创办新教育，造就新人才。”大学教育之设施及扩充，为我国目前最急切之要求。他在天津做了各种办学的尝试，将国际上先进的教育理念引入中国。
其三，还有一些宁波帮在自己经营企业过程中，感到员工文化水平低，不利于企业发展，于是愿意花钱对员工进行职业教育。1935年，俞佐庭与金润庠在私立南洋商科高级中学基础上，创办上海市商会商业夜校和商业补习夜校的劳工班，培养商业人才。他们说，工厂商店职工文化水平和业务水平的高低，直接影响工厂产品的良莠、商店营业的盛衰。叶澄衷早在创办顺记五金店的过程中，为培养商务人才，也专门创办业校，聘请洋人教师，组织店员学习知识。
其四，还有一些宁波帮，早期曾在宁波帮前辈兴办的学校里读过书，受到过免费教育的恩惠，后来自己有钱了，也来捐资兴教，来回馈社会。如1871年，叶澄衷在老家镇海庄市创办叶氏义庄，帮助穷苦孩子免费读书，接受英语等现代教育，包玉刚、邵逸夫就在这里接受启蒙教育。当义庄发展成为两等小学堂的时候，包从兴、赵安中等也来到该校读书。后来，包玉刚、邵逸夫、赵安中、包从兴等人，都成了宁波帮中捐资兴教的翘楚。可以看出，宁波帮捐资兴教是薪火相传的。
与此相似的还有宁波帮捐资兴教的家族行动。王宽诚是海外华侨向新中国教育事业捐款的带头人，他的子女王明远、孙弘斐、王兆宏、王明勤等，自1989年以来，也先后捐资四千多万元人民币。包玉刚、曹光彪、赵安中、董浩云等人的后代，也都在家乡捐赠公益项目或设立教育基金。捐资兴教成为这些宁波帮人家族文化的基因，成为这些宁波帮家族成员的自觉行动。
其五，还有些宁波帮，是以组织的形式来捐资兴教。《鄞县通志》强调，宁波人“其团结自治之力，素著闻于寰宇”。还说：“宁人足迹所履之处，为达数百人，鲜有不谋组织团体，建造会所，兴办教育、慈善诸务，以为利于乡人者。”以宁波旅沪同乡会为例，同乡会以“团结同乡，发挥自治精神”为旨归，其会务活动一项重要内容是“同乡教育及社会教育”。当时旅居上海的宁波帮人有这样一个共识，那就是：“故欲求国家强盛，民族发展，普及国民教育，提高民智水准，实为急不容缓之要图”。学校是“养成精神，获取能力”的最佳场所。应该以“养成新时代的儿童，实现新时代的社会”为教育目标。宁波旅沪同乡会在上海先后举办10所学校，据不完全统计，整个民国时期，共教育同乡子弟近两万人。
宁波帮发心捐资兴教，机缘大概有以上五种。虽然机缘各有不同，但都是指向捐资兴教，这就是他们的良知，是他们在自己的人生实践中体悟出来的。这与王阳明提倡的“致良知”一脉相承。王阳明非常重视教育。有人对王阳明说：“古之名世或以气节，或以文章，或以政事，或以勋烈，而公克兼之，独除却讲学一节，便是全人。”而王阳明回答说：“某愿从事讲学一节，尽除却四者，亦无愧全人。”在世俗人眼中，最值得看重的是气节、文章、政事和勋烈，而王阳明认为，他情愿从事于讲学，而放弃其他的四项。王阳明甚至说：“若以治生为首务，使学者汲汲营利，断不可也。且天下首务，孰有急于讲学耶？虽治生亦是讲学中事，但不可以之为首务，徒启营利之心。”这实际上是将讲学当作人生命存在的根本方式。王阳明所说的“讲学”就是指教育。王阳明之所以如此重视教育，是因为教育可以帮助更多的人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生命潜力。
宁波帮对教育也有很多真知灼见。有学者说，吴锦堂在家乡宁波一系列的兴教办学活动，不纯粹是造福桑梓的义举，更是蕴涵着自身的价值追求，是一种自觉的实践行动。也就是说，吴锦堂的兴教办学，在给家乡人带来福祉的同时，也实现了自身的人生价值，真是做到了“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论语·雍也》）。张寿镛创办光华大学，其中心思想就是要从帝国主义手中收回教育权，使国家尽善尽美，必须植根于大本大原，而这大本大原就是教育。张寿镛是要用教育来壮大中华民族的整体生命。叶澄衷认为，创建学堂能使“从此学习之人学有进益，大则可望成才，小则得以谋业”。严信厚在与外国企业竞争中认识到，要发展民族企业，人才是关键。1897年，他创立中西式的储才学堂，便是以“革新图强，储备人才”作为办学宗旨，弃旧科，立新学，注重学习西方科技知识。
这些宁波帮在职场上奋斗大半辈子，他们获得了一定的财富，也积累了大量的人生智慧。他们捐资兴教，不仅是帮助那些贫困子弟也有发展机会，而且还希望将自己的创业精神和人生智慧传承下去。这就是“良知”。宁波帮大都愿意捐资兴教，也是致自己的“良知”的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