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文崇教扬神州——两宋时期
两宋期间，尤其是宋室南渡之后，明州地区又迎来了一次大规模的北方文化南移，加之朝廷奉行“重文抑武”政策，北宋“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王说和楼郁）以崇高志节、渊博学识教化乡里几十年，推动宁波儒学风气大兴，继而促进举业的发展。“天时、地利、人和”之下，明州一跃成为浙东文化教育的重镇，蜕变为文风鼎盛、人才辈出的“文化之邦”。
北宋中期始，明州重建州学、普及县学。据《宝庆四明志》记载：“圣朝天禧二年，守李夷庚移学于子城之东北一里半（今中山广场一带）”（原州学毁于唐朝宝应、广德年间的袁晁之乱）。在仁宗庆历、神宗熙宁、徽宗崇宁年间的三次兴学运动中，明州各属县掀起了一股办学的浪潮（见表1）。
表1：宋朝明州县学建置一览
注：时属绍兴府的余姚于1044年由县令谢景初依制重建县学；宁海县则于嘉祐四年（1059年），即庙建学。
一时之间，明州地区教书讲学，蔚然成风。王应麟在《四明文献集》（卷1）描述：“山林特起之士，卓然为一乡师表，或授业乡校，或讲道闾塾。”举业也有较大的起色，自庆历二年（1042年）至宣和六年（1124年），登科人数达到108人。其中包括楼郁、王说、舒亶 、丰稷等著名人士。
建炎年间（1127—1130年），金兵南侵，州（县）学俱毁。但南宋迁都杭州之后，明州的州、县学在地方官员、乡绅、士子等重视和推动下，先后重建，并多次修缮，其州学巍峨壮观，甲于东南。据《开庆四明续志》记载：“世之言郡泮者必曰一漳二明。盖漳以财计之丰裕言，明以舍馆之宏伟言也。巍堂修庑，广序环庐，槐竹森森，气象严整。旧额生徒一百八十人，其后比屋诗礼，冠带云如，春秋鼓箧者率三数千，童丱执经者亦以百计”。当时，州、县学不仅基础设施完善，而且朝廷采用学田制度保障教育经费。
州、县学的主要功能是准备科举考试，但又是地方官员推行教化（如为先贤立祠堂、祭祀先贤等）、举办重要活动（如乡饮酒礼）的场所。由于官学的繁荣，明州学子不仅举业成绩斐然（见表2），而且宰执辈出。《宋史》为南宋明州籍人士立传者达32人，其中有4人位至宰相：史浩、史弥远、郑清之、史嵩之；11人位至执政：王次翁、史才、魏杞、张孝伯、楼钥、宣缯、袁韶、陈卓、余天锡、应繇、史宅之，名卿大夫不计其数。与此同时，宁波涌现了一批文人、学者，如高闶、杨简、袁燮、楼昉、王应麟、史蒙卿、黄震等。从今往后，明州一直成为东南要塞的文化重镇，学术研究绵延不断，其肇基应始于 南宋。
表2：明州两宋进士人数及其分布情况比较
南宋时期，科举取士因成为士子发身起家以及延续累世簪缨门第的重要途径，而受到士子们的追捧，从而推动社会重学之风的盛行。不管是豪门望族，还是平民百姓，都极为重视对子弟的教育，鼓励子弟修身向学，并为他们求学提供各种条件，“隆于教子”的事例比比皆是，可谓是“东闾西巷，男诵女织，气象可入图画”。
读书自然离不开书籍和课程。据明代胡应麟在《少室山房笔丛》（卷4）记载，雕版印刷术“肇自隋朝，行于唐世，扩于五代，精于宋人”。雕版印刷术的发展改变了自古以来书籍昂贵、读书人难得书籍的状况。宋朝，宁波有不少聚居之家或隐居之士，都建有书堂或书楼、书屋、书舍（书院也聚书、藏书），以资读者，后由于官方“庠序不修” “士病无所于学”，以至于聚书、藏书之堂屋、院舍逐渐发展成为学者讲学、说书之所，士子求学读书之地。宁波的藏书业正是崛起于此时，比较著名的藏书家有楼郁、王瓘。楼郁是“庆历五先生”之一，他博览群书，无所不读，家中藏书达万卷。王瓘是“庆历五先生”之一王说的儿子，以文行著称，喜欢藏书，其子孙承父辈之业，藏书达数万卷，可谓藏书业的典范。另一方面，儒学经唐代的韩愈、李翱后，于宋初逐渐形成两大流派——“理学”和“心学”。到了朱熹和陆九渊，便开始一场“持久论战”。这场论战是对孔孟之学做出“形而上”的解释，是对儒学的大力提升，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被政客们所歪曲的原初儒家的大力维护，受到士子们的欢迎，也解答他们心中对学问的困惑。实际上，这种“形而上”的解释就为书生们的儒学课程准备了丰富的内容。
良好的学风、普及的书籍和丰富的课程为教育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了条件，书院、蒙学、家学等教育组织应运而生。北宋初期，“庆历五先生”（包括其学生）收聚生徒，开讲学之先风，其机构时称“居”“讲舍”等，实为书院。一般认为，北宋时期的明州书院教育处于初兴阶段。南宋时期，明州地区书院的数量和规模远超于北宋，当时，明州籍著名学者或教育家，如“甬上四先生”（杨简、袁燮、舒璘、沈焕）、高闳、史浩、王应麟、黄震等，都有书院从教的经历。他们著书讲学，不仅为培养人才做出了重要贡献，而且对传播新儒家各个学派思想，形成、发展浙东学术思想体系发挥了重要作用。
蒙学作为古代中国特色的“基础教育”，到了宋朝，呈现两方面特征：第一，蒙学教养机构的数量不断增加，并且自城镇扩展到农村；第二，蒙学教材更为丰富多彩，出现了除识字之外的专门教材，涉及道德教育、诗词歌赋、历史故事、典章文物等。明州籍学者汪洙、王应麟分别编撰的《神童诗》和《三字经》，成为至今都广为流传的启蒙读物。时明州地区的蒙学教育机构遍及城乡，并呈现多样化发展特点，主要形式有义塾（学）、家塾、族塾、书塾等，从事以识字和习字为主的启蒙教育，兼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家诗》之类的蒙养读物。例如，慈溪县状元姚颖家族，其曾祖姚阜于城南创“必庆堂”，办书塾、聘硕师，并聚宗族子弟入学，之后其家族成员入仕登科者甚多，以至于成为明州著姓。又如，时属绍兴州的余姚县吕次姚于县城内东北建“吕氏义学”，远近就学者常数百人，至南宋绍兴年间，其裔孙重建，置屋五十间，田五百余亩，以资塾师膏伙等费用。
家学在南宋时期也很普遍，有条件的家族从小就对子弟的道德修养以及学业严格要求，亲自指导。史浩在孝宗淳熙八年（1181年）归里，作《童丱须知》，以训子孙。楼钥称其叔祖楼仪“教子尤笃，五鼓而兴，灯前坐对，同读一书，多至百遍，诸叔父经书皆通念如流，真可谓服也”。袁桷称其父“教子昼夜不废”，及子弟稍长，父兄悉心传授各种专门之学，父子兄弟讲学切磋，互为师生。王应麟的父亲王撝，“性严急，每授题，设巍坐，命先生与其弟应凤坐堂下，刻烛以俟，少缓辄叱怒。由是先生为文称敏疾。”在王撝的严格督促下，兄弟俩俱中进士。家学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形式，不仅有助于家族子弟走上仕途，而且对士子们的道德修养和学术传承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