兴文重教的传统

宁波素有“文化之邦”“进士之乡”“院士之乡”的美誉，兴文重教世代相承，无论是从唐至清的进士人数，还是新中国成立后的两院院士数量，宁波都位列浙江省乃至全国的前列。汉代时，宁波余姚人董春在当地首创私学，促进了当地教育的发展。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官学衰微，家学兴起。余姚虞氏家族重视儒家思想传导，治学严谨，先后产生虞翻、虞喜、虞世南等才俊。到了宋元时期，明州官员通过“乡饮酒礼”宴请府学、县学的教谕、儒士，来强调其对教育的重视。同时，明州的“庆历五先生”和“淳熙四先生”致力儒学的传播与教化，开启了明州讲学之风，明州也自宋代开始成为文教昌盛、民风儒雅的书香之地。浓厚的读书氛围使得明州人在科考中常有父子、叔侄、兄弟同科的美谈，四明史氏家族就出现了“一门三宰相，四世两封王，五尚书，七十二进士”的入仕盛况。明州科举事业的兴盛也因此获得了“衣冠文物，甲于东南”的美誉。到了明清时期，宁波的书院教育尤为发达，前有王阳明以书院讲会的形式传播心学思想，形成姚江学派；后由黄宗羲在甬上证人书院讲学，兴起浙东学派。同时，浙东尤其是宁波地区的藏书习俗也对当地的教育发展产生重要影响。早在北宋元祐年间（1086-1094年），丰氏万卷楼开始藏书，后又有史守之、张瑞、楼钥、元桷、王应玘、范钦、朱鼎煦、孙家溎等藏书家，丰富的藏书极大地方便文人学者进行学术研究，万斯同与侄子万言时常从陈自舜的云在楼借阅史书来读，万言之子万承勋载曰：“吾父与季野从祖日不饱一粥，毅然磨砺史学，从云在楼陈氏借二十一史，入夜无油，就星月光读之……”可见藏书风气促进了宁波地区重视教育、爱惜书籍风气的形成。

到了近代，自1844年宁波开埠通商之后，经过“洋务运动”“维新运动”、晚清“新政”、民国初的教育改革以及“五四运动”影响，新式学堂和新式教育等逐渐发展、成熟，西学的科学技术和思想观念已逐渐渗透到宁波普通的乡绅士子阶层，而不再停留于少数有识之士心中，传统教育正在向近代教育的转型。在此过程中，还产生了盛行于民间捐资办学之风和独具特色的宁波帮办学现象。譬如1916年，慈溪人秦润卿与李寿山、王荣卿等集资创办慈溪私立普迪小学；1920年，奉化人江良通捐资万余元助学锦沙小学等。此后，宁波开明之士的捐资办学的义举相沿成风。到了新中国成立之后，覆盖到普通平民的平等教育最终实现，宁波教育得到进一步发展。

宁波对女性教育的重视也得到了深刻的体现。英国传教士1844年在宁波创办了中国第一所女子学校——宁波女塾（私立甬江女子中学的前身），该校先后培养了大量接受新思想的优秀女性，屠呦呦就曾是该校学生。“小港李家”李梅塘的夫人张氏也十分重视教育，曾言：“兵家法家，言皆不足。应学农、工、商、矿、理、化、医诸科，以此可利国济人。”她在1900年号召家人创办的宁波第一所完全中学——益智中学，为宁波培养了一批科技实用型人才；此外，她对子孙后代教育的重视对小港李家的家风家训产生深远影响。这些接受学校教育以及思想开明的优秀女性对宁波社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部分女性在家庭教育中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

因此，宁波从古至今兴文重教的传统潜移默化地影响到了每个家庭或家族的家风家训，是宁波帮家风家训的部分内容的重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