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地方文化是宁波帮捐资兴教与阳明心学之间的媒介

以上两部分文字，无非是证明宁波帮捐资兴教与阳明心学有相通之处。接下来，将探讨两者之间如何发生关联。宁波帮有一部分是读书的，接触王阳明的心学理论是很自然的事。譬如张寿镛，在清朝考过举人，在民国时期做过厅长，他对阳明心学相当了解。可以从张寿镛的文集中看出这一点。日本学者内正博在巴黎举行的第29届国际东方学大会发表题为《张寿镛的思想》的论文，说：“可以看出他的主要思想和王应麟、王守仁、黄宗羲一脉相承。张寿镛的思想虽然有时和上述三人思想不一致，但在他们的思想基础上有所创新，在当地流传甚广，有反法西斯侵略斗争中是有力的武器。”

但是，大多数宁波商人如方介堂、叶澄衷、朱葆三、虞洽卿、吴锦堂、董浩云等，都是穷苦人出身，小时候没有读过几年书，就被生活所逼，去当学徒做生意。他们文化程度并不是很高，恐怕很难去读王阳明的书。但是，他们的一些行为，确实与阳明心学若合符契。这里只有一种解释，那就是宁波地方文化起着中介作用。

王阳明生于宁波，能够创立姚江心学，与宁波地方文化密不可分。毋庸讳言，宁波文化在北宋以前，还是相对落后的。到了北宋，宋太宗淳化元年（990年），朝廷下诏颁赐《九经》于新附各郡。宁波人“知尊经学，谈王道，实始于兹”。随后宁波出现了“庆历五先生”（杨适、杜醇、王致、王说和楼郁），积极从事于教育实践活动，有力地推动了宁波的教育和学术的发展。到了南宋，宁波有杨简、袁燮、沈焕、舒璘等“四明四先生”，成为塑造宁波地方文化的一股重要力量。王应麟曾评价四人的贡献：“乾、淳之舒、沈、杨、袁诸公，以尊德性、求放心为根本，阐绎经训，躬行实践。学者知操存持养以入圣贤之域，四先生之功也。”

“四明四先生”从学于江西的陆九渊、陆九龄兄弟。陆氏的心学创于江西，却盛行于浙东。全祖望曾说：“尝读《宋史》，于陆子传中，只推‘四先生’能传其学，而凡槐堂之子弟不豫，以四先生能得陆子之学统也。”四先生能够在宁波传播陆氏心学，说明心学与宁波地方文化有相合拍的地方。王阳明出生于宁波，深受宁波文化的浸染。他接触过“四明四先生”的文章，尤其对杨简有深入的研究。王阳明曾评价杨简说：“杨慈湖不为无见，又着在无声无臭上见了。”还说过：“慈湖远过于象山。”王阳明的学生钱德洪、王龙溪等，对于杨简也有较高的评价。由此可见，王阳明能创立阳明心学，与宁波地方文化密不可分。

王阳明创立心学以后，有资料记载，他曾多次到余姚龙泉山中天阁讲学。他的浙东弟子，根据《明儒学案》，有姓名可查者超过三十多人。王阳明和他的学生都积极讲学，传播自己的心学理论，宁波又成为传播阳明心学的重镇。王阳明及其弟子讲学，非常注重对普通民众的影响。有学者指出：“阳明学话语的建立、扩展及在明中后期对整个社会文化的笼罩，正是通过推行会讲、讲会的形式得以实现的。”《明儒学案》在王阳明弟子王襞名下，附有樵夫朱恕、陶匠韩乐吾、田夫夏叟三人的传记，其中说到韩乐吾，“以化俗为任，随机指点农工商贾，从之游者千余，秋成农隙，则聚徒谈学，一村毕，又之一村。”这里虽然说的是江苏的情况，但我们可以推想，阳明心学在宁波的传播也与此相似。

阳明心学从宁波地方文化中汲取营养，又反哺宁波地方文化。有一些宁波帮人士虽然没有读过王阳明的书，但可以从一些历史传说、民间故事、地方戏曲、风俗习惯等地方文化中，潜移默化地受到阳明心学的滋润。显而易见的一个例子是王阳明重视讲学，宁波地方文化崇尚读书，宁波帮重视教育；再如王阳明讲“与人为善”，宁波地方文化重视慈善，宁波帮愿意捐款。这些现象都说明三者之间“一以贯之”。

值得一提的是，阳明心学被称为中国传统思想之集大成者，说明它至少揭出了人性中的一些真实内容。按王阳明的说法，人人生来具有“良知”。圣人能发出全部的“良知”，贤人能发出一部分“良知”，一般人或受外物引诱，或受内欲遮蔽，他们的“良知”只能时隐时现、暂明暂灭。一个人用“良知”来做事，就是走在正确的道路上；一个人做事没有受到“良知”的指引，就会出现千差万错。宁波帮在“明清十大商帮”中，是唯一一个能够实现近现代成功转型的商帮。一个人或一个群体能够取得成功，至少可以说明其行为部分地符合人性。从这个角度来说，说宁波帮捐资兴教与阳明心学有关联，应该是没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