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帮对中国近现代科技实业和科技教育的内生推动
朱友君 丁 进
位于东海之滨的宁波港城，用不曾停歇的出海船舶和居全球第四吞吐量的集装箱，为世界各国输送出“中国制造”。从原料、农产品、工业品到日用品、文创产品，宁波也接通了长江经济带省市与海外市场供应链的蓬勃脉络。日益增长的贸易体量和品类容量，已让宁波成为世界产品贸易的晴雨表之一。千年浙东学派与百年商帮文化，已经融入宁波企业的血液基因中。遍布世界各地的宁波帮先辈留给我们的，不仅是商业传统与企业资产，更多是优质无价的商业信誉和品牌影响力，宁波人传承和发扬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宁波帮精神,要做好全球大生意。
宁波帮崛起于明末清初，虽形成较晚，然后来居上。尤其在近现代，宁波帮在海内外十分活跃，名声显赫，称雄商界。20 世纪初， 孙中山先生曾对宁波帮做过如此评说，“宁波人对工商之经营，经验丰富。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能力与影响之大，固可首屈一指也”。这赞誉之词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宁波帮的历史功绩，其中也包含着其对民族实业和科技教育的巨大贡献。邓小平同志在20世纪 80 年代说过“动员全世界宁波帮来建设宁波”的话，则是在充分看到宁波帮多领域贡献的基础上，强调其继续可以发挥的实际作用。因此，回顾宁波帮在科技实业和科技教育方面的历史发展及其现实影响，发挥其在“锻造硬核力量、唱好双城记、当好模范生、打造现代化滨海大都市”宁波新征程中的夯实作用，已然是宁波当前值得重视并须认真研究的重要课题。
一
大凡商帮活动的重心都是经商。从表面看经商似乎与科技关联不大。然而，如果着眼于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进程，就会清楚：不同历史阶段中的科技教育均与商贸活动有关。姑且不论经商活动本身就有科技因素，更重要的是，商贸作为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无疑给长期处于封建半封建状态的中国国情带来了文化冲击，对改变国民的传统思想与意识起到巨大的作用;同时会在儒家一统天下的社会文化心态中，萌发出追求科学与技术进步的社会观念。应当说这也是近现代商贸业所带来的历史与人心的新变迁。宁波帮在改变人们的传统心态与树立新的寻求科技教育的社会观念上发挥过不可低估的历史作用。
人们一般将明末天启年间宁波商人在北京设立“鄞县会馆”看作宁波帮初始形成的标志。设立商业会馆的本意在于有利旅居京城的宁波商人举办公益活动及起到“桑梓之谊”的同乡联谊作用。之后， 于清光绪年间又在京设立“浙慈会馆”，为成衣业方面的宁波商人提供重要活动场所。其间，此类会馆如雨后春笋，不断涌现，如在上海、常熟、武汉、天津等商埠重镇都相继创建宁波商业会馆，结帮经商之风盛行。宁波帮素以善贾著闻海内，经商足迹遍及通都大邑。宁波帮是商界令人刮目相看、成就卓著的事业成功者。宁波帮能在京畿之地与通衢巨镇设立各种商业会馆，且声势日隆，其意义不可低估。在中国传统的观念中，社会各行各业成员可以归入于“四民” 之中，即“士、农、工、商”。在这个社会结构框架进行新兴事业的开办，改革世风，改观旧意识，引领社会新潮流，倡导在封建社会中从未出现过的科技立国精神与科技教育意识，起到了时代领头羊的作用。“士、农”为本，“工、商”为末，因而尊士作用。《鄞县通志》有载“致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轻贾”，重农抑商也就成了封建社会价值观念的基本内涵。这种轻视工商的传统价值定位，自然根植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的固有模式，是小农经济关系及以农耕方式为主要特征的低水平生产力所导致的社会价值取向。在中国漫长的封建社会中，商贸活动一直于艰难困厄的历史氛围中挣扎与徘徊。直至近代，带有商品经济特征的工商业在日渐衰败的封建经济格局内顽强地拓展，并于社会生存空间中取得了栖身之地。人们常习惯于称这一现象为中国封建社会末期的“资本主义萌芽”。它的存在价值，不仅使中国封建经济模式发生变异，而且还促使人们在社会的价值观、人生观与道德观上出现与传统相悖逆的变化。“工、商”在“末”的封建意识渐趋淡化， 而“工商皆本”的新观念，不但被进步的时代思想家们公开提出，还日益在社会深入人心，被人们普遍接受。这一现象其实也是我国近代以来能为科学与技术进步提供精神支撑的进步历史潮流。很显然，在近现代出现的能为科技发展铺平道路的社会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商贸发展水平的提高和宁波帮重视教育、捐资助学的认知，也就是说中国近现代科技教育所需要的时代条件是在产业繁荣的历史背景下才有了现实存在的可能性。
从这个角度看，宁波帮自明、清以来能在商界取得令人瞩目的地位，能在国内的大都市中纷纷建立商用会馆，一展商贾雄风，也有力印证宁波帮的迅速崛起，印证宁波帮迎合历史潮流。大量的历史事实也已证明了这一点，宁波帮不但为民族工商业发展做出了贡献，而且也为有益于科技教育的社会新理念的树立与普及起到不可小看的推波助澜的作用。早期宁波帮主要从事海外贸易与国内埠际贩运贸易。在这些贸易活动过程中，既带来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发展的丰富信息，也为国内南北文化的广泛交流搭建了沟通的桥梁。后期宁波帮， 特别时处民国时期，商帮中新一代商业资本家脱颖而出，其接受资本主义的经营思想，受到西方科技意识的熏陶，往往自身具备现代科技的专长，对新生事物十分敏感，也乐于接受，并能不失时机地开拓与当时世界科技发展紧密联系的商贸活动。在后期宁波帮的经营项目上，不单有以贸易为主的商业，还有金融业，各类制造业等，其充分发挥在行业、资金、人才与货源等方面的优势，自觉促进新兴事业的开办。在改革世风，改观旧意识，引领社会新潮流，倡导在封建社会中从未出现过的科技立国精神与科技教育意识，起到了时代领头羊的作用。《鄞县通志》有载，“致五口通商后，邑人足迹遍履全国、南洋、欧美各地，财富日增”，从而影响亦更大。因此，以在外埠设立会馆为标志的宁波帮，对于促进近现代科技思想与意识在中国的传播与确立，可谓功不可没。
同时，宁波悠久的文化底蕴和对教育的重视普及，也是企业家成型与科技人才成长的土壤。尤以阳明心学为代表的浙东学派对明清以来宁波帮的源起、成熟、传承，更为影响深远。“致良知”“心即理”“知行合一”等阳明心学的核心理念，培育了商业人士的自信和群体规范，到今天也是广大商人自我约束的道德认知标准。他不赞成道家狭义的“灭人欲”“禁私欲”，提出“四民平等”思想，在江南发达地区，鼓励贸易、制造、金融、水利等工商业。他认为良知不排除声色货利,但声色货利不一定符合良知，关键在于是否能致得良知。如良知无毫发的遮蔽, 也即是说动机是好的,那么这种声色货利的追求,就合乎天则，就是自然的。后期王艮、黄宗羲、全祖望等人的“四民异业而同道”社会分工思想、“经商也是圣学中事”工商皆本思想、恤商观等理念被充实，推动晚明经济自由主义思潮兴起，逐步形成了宁波商帮的思想积淀和民俗理念。“成己”的“共享型独立人格”学说和“精一之功”学说，促成了近现代宁波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阳明先生数次提到“精一之功”“精一之训”“精一之学”“精一之功夫”等，正是宁波企业界专心一事、诚心经营、务实功利的思想来源。松下幸之助、稻盛和夫等知名企业家代表大力推广阳明心学在企业管理中的应用，例如“事上磨”“尽其心”“省查克制”“为善去恶是格物”等实践应用理念。近代宁波帮人士在海外取得的成就，以及许多全国领军的宁波企业，都显现出了对阳明心学的创新传承和时代新生。
二
如果认为近代以来宁波帮以自己出色的商贸活动吹响科技教育的时代号角，并为营造科技发展的社会氛围做出过巨大努力，那么还可以说，宁波帮也曾经在打造中国科技实业上同样有过实实在在的作为，在民族科技的发展史上谱写过灿烂辉煌篇章。
科技属于动态概念，也是历史范畴。出现于近现代的科技形象，更多与人们日常生活习惯与生活方式联系在一起，在百姓衣、食、住、行诸方面显示出与传统生活内容的不一致。宁波帮在这方面有过不俗表现。尤其在鸦片战争之后，欧风东渐，社会风尚发生变化，市场需求也出现新的行情。宁波帮善于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在保持传统行业特色的同时，不失时机地投资科技含量较高的新兴产业，经营成功，也极大地推动了先进科技在生产中的运用和教育传播，为当时的科技走进百姓生活做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宁波帮大力兴办科技型的实业，使国内很多城市居民的实际生活水平获得了极大的提高。在湖北的汉口，宁波帮的代表人物宋伟臣与叶澄衷于光绪二十三年（1879年）合资创办“燮昌火柴第二厂”，同时开办上海澄衷学堂等教育机构，培养出很多近现代知名人士，培训了不少实业工人。该厂雇佣工人达1200 名，资产总量计30 万两白银。每天可生产四千余万盒火柴，被世人称为“制造甚属可观”的新型企业。其生产手段及管理办法在当时均属先进，是中国19世纪末的一家大型科技型企业。20 世纪初，宋伟臣又在汉口集资300 万元，着手创办“既济水电公司”，数年后，水、电工程均告竣工，此举大大改善了汉口居民的生活质量。这又是一家在当时科技含量较高的实业公司，影响巨大。由此，宋氏也一跃成了汉口商界的头面人物，被选为商务总会的董事长。在中国北方的经济中心天津，宁波帮也因其在商务运作上采用了高技术而取胜。在这个“商旅往来之帆楫，莫不栖于其境”的商贸重镇，宁波帮果断地抛弃了简陋的运输工具，而以大型帆船，俗称“北头船”的高档货船往返于宁波、上海、天津各埠之间，以其高技术的运输手段与高水平的管理技能，坐上了当时天津商界的头把交椅。在近代才发展起来的中国最大港口上海，是宁波帮的用武之地与商贸活动的最大舞台。
除了形式多样，途径众多的经商活动外，宁波帮十分关注科技型的经商项目，在科技的开发与运用上有过浓墨重彩的大手笔。宣统元年（1909年），宁波帮巨擘虞洽卿、严义彬等在上海开办“宁绍商轮公司”，额定资本为上海通用银元100 万元，并以股份制的形式分作20 万股，每股 5 元， 赢得在沪各界人士纷纷解囊入股，实收资本达70万元，竟然购置了一艘2600 吨位的“宁绍轮”，不久又添置一艘1500吨位的“甬兴轮”，航行于沪甬间， 在中国客运史上创下业绩。不久，虞洽卿又独资创办“三北轮船公司”等，资产总值达千万元，构成华商中最大的航业集团，在 20 世纪初期的数十年中，为科技含量很高的航运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在上海，还有宁波帮巨头叶澄衷成了首推的“五金大王”，他于清同治年间（1862年）开设的“顺记洋货行”，不但经营一般的五金杂货，还从事科技含量很高的船舶零配件业务，甚至还经营小火轮的买卖， 生意一度红火，不但由“老顺记”而派生出“南顺记”“新顺记”等近40 家五金店分号，还培养出大批精通五金、机械的科技人才，在上海及全国各地的五金、机械行业中的名家高手，不少就出身于叶氏的“老顺记”，对培养当时中国紧缺的机械类人才与提高机械加工水平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上海的宁波商人项松茂在洋货肥皂一统天下的情况下，竟然还自产自销起“五洲固本肥皂”，由于进行过精心的技术研究，由项氏开发的国产肥皂色泽纯一、不脆不裂， 且经久耐用，去污力强，其技术指标与产品质量均盖过进口的洋肥皂，为国内消费者所普遍欢迎。在此基础上，项松茂又在上海联络三十余家同行，组成销售固本肥皂的“大成公司”，并通过代理商，将技术性能过硬的国产肥皂推销至中国香港地区以及新加坡、越南等国家，在获取巨额经济效益的同时，也以国内拥有精良制皂技术而在海外赢得了良好的商业信誉。在苏州，宁波帮中的“火柴大王”刘鸿生于1920 年开办“火柴无限公司”，并以科技研发带动火柴质量的提升。刘鸿生曾在自己的公司内聘请化学教授林天骥进行产品研究，改进火柴的质量。在南京、南昌等大城市，宁波帮研制的药品，如“艾罗补脑汁”“补力多”等，由于科学成分高而赢得市场份额，广受消费者欢迎，使产品常处于供不应求状态。又如，宁波帮开发的“龙虎人丹”的技术指标可以与日本的“翘胡子仁丹”相抗衡，产品也畅销各地，风行一时。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二三十年中，对科技要求相对较高的公用事业，宁波帮也积极涉足其中，在自来水、电灯、电话、煤气等新式行业中积极投资的也大有人在。巨商严信厚、朱葆三等都曾在汉口、上海、广州等地开办自来水厂。宁波商人王伯元、严子均等在江苏、安徽、江西、浙江等地创办过电话公司、电灯公司、煤气公司等，认识到科技人才和科技教育的实用性，使当时一流的科技成果能应用于改善城市生活， 让人们直接尝到了科技成果所带来的便捷与舒适。
宁波帮在全国许多城市中，充分利用当时的科技成果以发展自身产业，又在产业经营中传播与扩散了科技的开发与利用，从而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近现代民族科技的前进步伐，此类事例不胜枚举。宁波帮对中国近现代科技的发展做过切切实实的贡献，为世人所瞩目。以此为基础，当前保持和提升了敢闯敢做、先行先试的宁波速度。杉杉、得力、雅戈尔、海天、舜宇等国内知名企业，都在各自行业领域记录着宁波改革路上的点滴印记。宁波企业正不拘一格，在聚焦中寻求效益、突破，加大科技教育与人才培养，斩浪远航，无论贸易集团龙头或是全国单项领军企业，都从宁波勇敢踏出第一步，进入世界海浪中无悔拼搏，通过高效物流网络和快速产品迭代，以占据行业高地或者市场最前端。这不但推动众多企业在转型中获得了风口福利，而且让整个宁波在通过“未来工厂+产业大脑”、全国制造业单项冠军企业之城等载体，焕发勃勃生机。
三
20世纪40 年代起，由于国内政治经济环境的急剧变化，正处发展鼎盛期的宁波帮大批迁移海外，并于20世纪50 年代初纷纷定居中国香港和台湾地区，以及日本、欧美各国、东南亚各国。其在那里重振昔日雄风，保持着崇尚乡谊、和衷共济的优良传统，继续弘扬善抓机遇、奋进不息的创业精神，坚持相互扶助，风雨同舟，以致在海外的多种工商经营业务出现拓展与兴旺的良好局面。在香港的宁波帮，原来在内地大多有坚厚的实业基础，到了香港又获得长足的发展，成了香港商界的名流。成立于20世纪60年代的宁波旅港同乡会首任会长李达三就是“香港百人亿万富豪”之一。宁波商人王统元、曹伯元、包从兴也都先后任过该会会长，包玉刚担任过顾问。20世纪80 年代成立的甬港联谊会，由香港著名工商业者王剑伟、陈远骅等出任会长、名誉会长等。商业巨子叶澄衷的族人叶庚年定居香港后，随即创办“新昌公司”，所经营的建筑、地产、海运、保险等多种业务都很成功，是香港企业中的实力派。王宽诚在香港的经营也很出色，是“香港30 首富”之一。曹光彪成了香港毛纺粗纺业的创始人，创办的“永新企业有限公司”的分支机构遍布全球。“世界船王”包玉刚在20世纪60 年代末组织了“环球航运集团”，后来发展到拥有210 艘船只，2100万吨位的超大型航运企业，被列入在港十大财团之一。其他还有“电子大王”邵炎忠，纺织业巨头赵安中、包从兴，参药行名商翁伟年，服装业著名人士张富康等都在中国香港取得令人刮目的成功。至于在日本、欧美各国、东南亚各国及中国台湾地区经商的宁波籍人士，有成就者亦为数众多。其都能及时把握商机又精于经营，成了为当地区域经济发展做出贡献的有功之人，充分赢得所在地区人民的赞誉和尊敬。而他们的所有成功，几乎无不与科技的发展相关。他们既是世界科技发展的得益者， 也是所在地区科技教育与应用的积极推动者。
科技以教育为先导，教育是科技发展的奠基石。宁波帮在自己艰辛而成功的工商活动中深明此理。其对家乡科技发展的着眼点落在发展教育中，亦是明智之思，精明之举。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一段时期内，移居海外的宁波帮与内地的往来极不方便。但其身在海外，更重乡谊。当改革开放后，这批“甬俗民情朴厚、素敦恤睦之谊”的游子们，纷纷回大陆探亲访友。在此过程中，其不仅为外商在国内投资牵线搭桥，有的又干脆在家乡兴办企业，更多的则怀抱故土乡情、造福桑梓的一腔热情，在家乡献资办学，以培养出国家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各类人才。20世纪80年代，香港商界巨子包玉刚积极响应祖国号召，毅然献出巨资创办宁波大学，学校于1986 年开始招收第一届本科生，结束了宁波没有综合性大学的历史。之后，宁波帮中如邵逸夫、赵安中、闻如根、曹光彪、李达三、林杏琴、包玉书、顾国和等慷慨解囊，为家乡各类学校捐献数目可观的资金，成了宁波高校事业近几十年来得以实现跨越式发展的一个重要支撑。
面对目前复杂的世界经济形势与科技产业新业态，宁波产业经济也遇到了整体转型升级的真正关口。目前，宁波没有停留在港口红利思维，而是已经率先布局，将战略新材料、人工智能、跨境电商、金融保险、文化新业态等作为了夯实宁波制造业和贸易领先基础的发展重点，既映射出继往开来、包容并举的宁波经验，又凸显了融合交汇、创新驱动的宁波优势。很多传统大型民营企业正在从追求行业产品的多样化，向技术创新和管理方式的多维化过渡。这体现了宁波民营企业家的变革勇气和继承阳明心学智慧。而像韩电家电、雅楚服饰、海伯钓具、维克波体育用品等制造业新秀，和电商、软件大数据等创业小部队，都在漫漫修行路上踏出“新宁波帮”风采，都在各自行业领域记录着宁波改革路上的点滴印记。
当然，如何进一步激发当代宁波帮对自己家乡及祖国科技事业发挥更大的作用，仍需宁波深入思考。
一者，当代旅居在外的宁波帮在为家乡科技发展而热心于捐资办学时，其主要形式是出资建造各种教学用房，这些现代化的建筑设施的确为各类学校的正常办学与今后发展提供了“硬件”支持。但是，学校尤其是高等学校为培养科技人才不仅需要“硬件”，还需要“软件”，而且从某种角度说，后者往往比前者更为重要。因此，在宁波帮捐资办学的热潮中，要有意识地引导其能较以前更多地关注与支持学校教育的“软件”条件，如何想方设法提高内地及家乡学校的内在办学水平，如在师资培养、实验设备、课程设置、学生能力及对外交流等诸多问题上，积极给国内学校献计献策， 并在实质性的解决上提供有效的途径，使其在为家乡的办学档次、教学水平的提高上做出新的努力。
二者，从明清大商贾到出现宁波帮，依然有很多企业家履行着外捐资助学、内修阳明心学文化思维习惯，在各自领域创造财富和实现人生目标。这是在今天仍然提倡阳明学习的现实意义之承载。正如宁波帮发展至今，一直秉承“知行合一”“经世致用”的浙东文化精髓，浸染经营理念，既产生一大批具有国际影响力的社科名家与企业家，也产生了例如曹光彪、储吉旺等一代建校兴学、建庙兴乡、慈善桑梓的甬商代表，也可以认为他们在实务中自行履行着阳明心学的内在迹象。企业家们加强阳明心学文化与企业文化交流和沟通，达到企业逐利本质与社会责任的相互融洽、和谐，弘扬中华传统的“商德”魅力，就是阳明学习在市场积极科技制造时代的价值范畴 反馈。
三者，迄今为止，在宁波地区为老一辈宁波帮所创办的科技型企业尚少。现在时代已进入高科技阶段，纵观宁波区域，很少见到科技含量高的属老一辈宁波帮的大型实业。游子关心家乡建设， 也很关心宁波科技的进一步发展。如何动员其在宁波兴办高科技型的总部经济或者全球研发中心，仍是宁波必须关注的课题。
由于像包玉刚、邵逸夫这样老一辈的宁波帮人士正在悄悄地退出历史舞台，而其子孙又因从小受到的多为西式化教育， 对家乡的了解程度也相对少了些。因此，如何激发这批正处年富之时的宁波籍人士，依旧为祖籍之地贡献力量，特别是在家乡的科学与技术的现代化上倾注与老一辈一样的热情与心血，这应成为当前需要迫切考虑的大问题。
四者，宁波企业家能较早认识到理念教育和科技教育的普适作用。成功的企业，不仅能为千家万户提供优秀产品和服务，更首要的是先将自身塑造成一个家，像方太集团、盛威集团等都很重视国学文化对企业管理和员工教育的渗透。企业再难，难不过人聚；资产再贵，贵不及人心。宁波拥有大量民营企业，其创业成就和代际传承的核心载体是全体员工。企业主与职业经理人之间的传统信托管理机制，逐步转变为“创始人+合伙人/高管+技术核心骨干”的企业价值共享机制，共同形成自有的匠人生态社群。产品与服务就是企业工匠和科技人才的修行，不贪眼前“利”，才能得到身后“名”。技术创新的多元化反射着宁波制造企业的勇气和智慧，在漫漫修行路上踏出匠工坚韧风采，即教育培养出坚守本意的“匠心”、恪守理念的“匠人”和创守变革的“匠功”。
宁波很多企业传承阳明心学“知行合一”“致良知”之精髓，注重对客户忠诚度与职工向心力的培育，内外兼修，彰显了“人”的价值根本性。例如，盛威公司宣导天道、师道、孝道合一，对所有职工都以能者为师，不看过去，不唯文凭，多见当下。其中，保洁欧阿姨用七年如一日的“盛威清扫”，生动诠释了企业一家亲的内涵凝聚和愿景力量。拼命一体、一体拼命，就像欧阿姨正和广大平凡却又拼搏着的“新宁波人”一起，用微小梦想与认真态度，构建出企业的基业长青，也在温暖好身边每一位同事。后来盛威公司在2019年年会上奖给欧阿姨的10万元股权奖金，不仅是对她的感激和肯定，而且是对企业和她共同发展下去的坚定信心。还有，无论是毛衣谢奶奶、钢琴莫奶奶，还是造桥女孩严意娜、夺刀女孩小崔，这些事迹里首先是温暖身边人，再感动了全城民众，甚至更远……大家谈起宁波，行走宁波，都愿意多看看能让自己心暖的故事。把企业、城市的未来交给每一个人，家风、厂风乃至国风，点滴汇流，用思想达成一路人，用行动变成一家人，最终凝成了宁波帮群体共赢共享的美好将来。
“寒窗惜书暖，残树争年春。同为一文猖，毫尖动己魂。”无论是老一辈，或者新一代宁波帮人士，都在为祖国和家乡的科技经济事业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奉献拳拳赤子之心，培育出一代代心怀“书藏古今，港通天下”的人才精英和一批驰骋在国际市场的民族品牌，向全世界不停释放出宁波元素的魅力信号。这也正推动着宁波帮教育事业在参与宁波当好浙江建设“重要窗口”模范生中书写出亮丽诗篇，向东是大海，甬聚天下才。
作者简介：
丁进，男，理学博士，浙江科技学院副教授，浙江肯定信息科技有限公司技术总监。主要研究领域在控制系统、科技伦理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