忠孝之风润越地——秦汉魏晋南北朝

岁月如梭，沧海桑田。公元前222年，秦将王翦进攻百越，“定荆江南地，降越君，置会稽郡。”据考证，这个会稽郡设县有22个，在越地区的有山阴、诸暨、句章、鄞4县。其中，句章和鄞2县当属今宁波地区，这是宁波第一次纳入王朝统一管辖的范围。^[1]后经秦、汉、魏晋南北朝的政治、经济、宗教、文化等多方面冲击、交流与洗礼，宁波的文化教育、生活风俗与中原文化逐渐相融。

一方面，儒家思想流传甚广，社会上忠孝之风盛行。1852年，余姚陈山出土的“汉三老讳字忌日碑”（西泠印社藏）即为明证，这一时期宁波孕育了像董黯这样的传奇孝子。另一方面，私学、家学和官学初露端倪。宁波历史上最早的私学可能出现在西汉后期，余姚人董春先后师从王君仲受《尚书》，师从京房受《易》，学成后以经师自任，设学教授，唐代徐坚在《初学记》（卷18）中记载：“……后还为师，立精舍，远方门徒学者常数百人。诸生每升讲堂，鸣鼓三通，横经捧手，请问者百人，追随上堂，难问者百余人。”由于汉代后期学校制度废弛，学术中心渐移于家族（而家族复限于地域），故宁波虞氏家学（私学的一种方式）很是发达，至魏晋南北朝时期，先后培养了像虞翻、虞喜、虞世南等那样的杰出人物。官学在当时并不发达，这从西汉末年严子陵须游学京师方可学习经学之事可见一斑。又据《后汉书》（卷21）记载，余姚人黄昌（？—142年）“本出孤微。居近学宫，数见诸生修庠序之礼，因好之，遂就经学。又晓习文法，仕郡为决曹”。从中推测，宁波的官学可能出现在公元1世纪—2世纪。自汉武帝“独尊儒术”后，无论私学、官学皆以“通经”为主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