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国，宁波帮开启近代国际交流教育的春天
1911年辛亥革命以及随后中华民国的成立，宁波帮办学的热情高潮迭起，经久不衰，到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达到鼎盛。
1912年，抱着“以私立之经营，施实用之教育，为民治导先路”的宗旨，甬上几位具有爱国革新思想的名流学者钱保杭、陈训正、陈谦夫与当地士绅李镜第组织学会，邀集旧宁波府属各县有识之士，创办新学。选严复、赫胥黎《天演论》中“物竞天择，效实储能”句，在城西盘结坊农工小学堂校址上创办鄞县私立效实中学，开启了百年效实的篇章。随后刘鸿生、孙梅堂、孙衡甫、虞洽卿、朱葆三、秦润卿、乐振葆、徐庆云、薛文泰等都有在宁波办学的经历，其中不少人更是将办学作为自己的事业而不离不弃，竭尽心力。
据余姚、慈溪、镇海、鄞县、奉化5个县的不完全统计，自1909年至1923年，捐资兴学千元以上报请政府褒奖的就有74人，其中万元以上的15人。
在宁波帮兴办的学校中，女子学校是其中的一面旗帜。镇海人李光墀、李光坫奉母曹氏命创办静德女子国民学校。1912年，宁属六县邑人创办县立女子师范学校。1923年, 英国教会创办的祟德女校与美国人开办的圣模女校合并为私立甬江女子中学。1925年2月，中共宁波支部为掩护革命活动和培训干部，创办启明女子中学。1926年8月， 改为培英女校，1927年与鄞县县立女子师范学校合并，改办中山公学，男女同校。同年7月，改办宁波市立女子学校。正是有了宁波帮一批有识者革新教育, 倡导新学, 促使浙江近代女子教育起点较高, 发展较快, 并形成一批影响较大、具有特色的学校。
宁波帮推动的女子教育造就了一批政治上觉醒、经济上独立和社会上追求人格平等的革命女性、职业女性和知识女性, 冲击着社会上的陈规陋习。
宁波帮尚功利、重实利，从商意识较浓，受传统思想的禁锢相对较少。孙中山先生说: “宁波风气之开, 在各省之先。”辛亥革命后，宁波人对新式学堂、实业(职业)教育的兴趣比对科举功名更为浓厚。1912年，宁波临时军政分府创办了宁波公立中等专业学校，该校先后开设了机械、土木、水利、汽车、道路等科，修业年限本科三年，预科一年。所用课本均用英文原本教材。每周除课堂教学外，另有4个下午时间实习劳动。该校在宁波办学38年，是一所颇有影响的职业学校。宁波的实业(职业)教育充分反映了这种趋势，可谓农、工、商并举，尤其是工商实业(职业)学校的发展，体现了浙东文化“工商皆本”和“经世致用”的思想， 以及近代以来宁波人以商为业、以商为荣的价值取向。总之，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注重实业(职业)教育是宁波帮在辛亥革命后办学的又一大特点。
中华民国时期，中美之间的教育交流出现了空前的繁盛。1909年，第一批庚款留美学生赴美学习，拉开了中美留学交流活动的大幕。无论是先前孙中山的临时政府，还是后来的北洋政府抑或是南京国民政府，对留学教育都非常重视，并未因时局动荡而中止。
从1912年至1913年，共有40名留美学生出国。作为中华民国的首批官派留学生，这批学生大多热心向学，其中包括中国近现代史上的重要人物李四光、宋子文、杨杏佛、张竞生、谭熙鸿等。民国初年财政紧张，政府及各省对于官费生名额有较严格的限制，而对自费留学生的资格则较宽松，加上中美关系发展稳定，因此自费生数量增长较快。这一时期，中美留学交流活动人数从最初的每年几百人逐渐发展至每年2500 人左右。
1927 年4 月，南京国民政府成立，政局进入相对稳定时期。在留学交流方面，政策上实行鼓励的同时也采取更为严格的管理。教育部先后颁布《发给留学证书规程》《选派留学生暂行办法大纲》《考选留学生细则》等一系列章程，对留学制度进行整顿，加强和规范留学生管理，同时提高了留学资格。再加上清华学校停止了庚款留美和席卷全球资本主义经济危机爆发，使1929 年至1932 年期间留美人数大幅下降。之后在国民政府教育部推动下，留学教育逐步走上正轨，加之经济危机逐渐结束，1933 年至1936 年间，留美人数呈上升趋势。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大批海外留学生纷纷辍学回国，加上国民政府为备战节汇，而在政策上有所调整，使得留美人数锐减。随着抗战形势的明朗，国民政府重新放宽了留学政策，1942 年后留美人数有所上升。抗战胜利后，由于美国的文化设施没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战火摧毁，科学及文化发展都处于国际先进地位，美国成为中国有志青年最为理想的学习国度。各种公费留学和自费留学生纷纷奔赴美国求学，形成了近代中美留学交流活动的最高峰。
民国时期的留美学生一般在国内都接受过较高程度的教育，在美国时也都是进入较好的大学学习。由于具有良好的基础，再加上自身的刻苦，因此留美学生在学业上都较出类拔萃。不仅如此，这些留美学生们大多满怀爱国之情，在完成学业后纷纷回国，组织学术团体，从事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民国时期，仅担任大学校长的留欧美学生就达近百人，如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胡适，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东南大学校长郭秉文，浙江大学校长竺可桢，厦门大学校长萨本栋，四川大学校长任鸿隽，上海大学校长黎照寰等。在不少名校中，欧美留学者比比皆是。据统计，20世纪20年代末的东南大学222名教员中，留学出身的有143人，占64%以上，其中理工科教员多数为欧美归国留学生。1930年南开大学有教授41人，其中仅留美出身者就达31人。1937年清华大学有教授94人，其中留美者69人。据国民政府教育部统计，1941年2月—1944年3月经审查合格的全国专科以上学校任职教授、副教授1913人留学归国者中，有欧美留学经历的1058人，占60.5%。据《中国科学家辞典》（现代卷）所载1949年前有留学经历的626人中，留学欧美的445人，占71.1%。1948年从全国402名著名科学家中选出的81名中央研究院院士中，有留学经历的77人，其中留学欧美的72人，占院士总数的89%。可见，赴欧美留学教育对中国近代高等教育和科学技术的影响突出。
在民国时期留学欧美的学生中，宁波籍学生也大有人在，有突出贡献的比如蒋梦麟（1886 —1964年），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著名的教育家。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他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