瞄准国家战略需求

1949年后，中国经历了美国、苏联两个大国的敌对和封锁。美国由初时的全面禁运到后来的技术封锁，直到今天仍在继续；苏联在两国关系恶化后撤走专家、切断对中国的技术援助，使我国的科技发展受到了很大冲击。在这样的背景下，我国采取“以任务带学科”的模式加速科研尖端领域的研究，带动核技术、航天技术、电子学、半导体、计算技术、自动化等前沿学科建设与新方向的开辟，填补了学科和领域的空白。在这个过程中，宁波籍院士始终围绕国家重大需要展开科学研究和学科建设。

宁波籍院士开创的一些新学科就是在完成国家委托的研究项目时完成的。比如郑哲敏院士当年受航天部门委托研究爆炸成形问题，因为那时我国正在紧锣密鼓地开展“两弹一星”研制，由于加工工艺落后，火箭里面很多形状特殊的关键零件很难制造出来。郑哲敏用3年的努力，通过爆炸成形的方法造出了火箭的零部件，同时也掌握了爆炸成形的主要规律，开创了爆炸力学这一学科；李庆逵院士研究橡胶种植问题，也是为了解决国家的需要。新中国成立后，民用工业、国防工业急需大量天然橡胶，西方国家却对我国实行全面禁运。国家号召建立自己的天然橡胶生产基地，李庆逵便带领科研队伍在华南、云南地区考察，寻找适宜橡胶生长的林地。橡胶树是生长在赤道南北10度以内热带地区的植物，中国能种植橡胶的地方很少，李庆逵根据磷肥对橡胶树速生高产具有重要促进作用的特点，提出在强酸性土壤上以磷矿粉做基肥的建议。最终，李庆逵和他的团队在北纬18—24度地区内大面积成功种植橡胶树，这一重大科技成果使我国橡胶产量在世界排名第五，西方的封锁被打破，李庆逵也因此成为土壤植物营养化学学科奠基人。

互联网普及之后，计算机技术受制于人的情况非常突出。为了满足国家的战略需要，宁波籍院士以不同的方式进行科技攻关，促进学科发展。路甬祥院士作为中国科学院历史上最年轻的院长，站在国家战略高度对学科进行布局。他当上科学院院长后的一个新举措就是将中科院计算机所搬出北京，在上海、苏州、宁波、台州和肇庆筹建了5个分所，很快就做出了成绩。比如芯片产业是世界各国综合国力竞争的重要砝码，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一直没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芯片和操作系统，对国外厂商依赖严重。中科院计算机所2002年9月28日研制成功中国第一款通用中央处理器龙芯Ⅰ号，打破了中国无“芯”的历史。龙芯最为独特的优势，是它的安全性。军队、政府、国有企业和科研机构等部门使用的信息技术设备，直接关系到国家信息网络的安全，采用龙芯CPU，将有助于消除中国在电子政务、国防等方面的安全困惑，改变在信息安全领域的被动局面。龙芯Ⅰ号之后研发的凤芯Ⅰ号，应用于高清晰度数字电视、高密度DVD机、数码摄像机、手机、视频会议、视频监控等领域，解决了国家数字媒体产业的巨大危机，并使数字媒体产业的制造成本大大降低。

如果说路甬祥是以学科布局促进学科建设的话，周兴铭院士则是针对国家的需要以直接的研发使学科水平更上一层楼。20世纪80年代，我国的计算机技术还很落后，美国对我们实行技术封锁，即使让你使用，也要附加很多苛刻条件。比如当时中国气象部门要做未来七天的天气预报，需要10亿次级的计算机做数值计算。和美国人谈判时，对方答应可以卖机器给你用，但是他们要在机房建监控中心，中国人不能进入主控室，算什么题目由美国人控制。一台机器在美国卖500万美元，但是他们竟然跟中国漫天要价，五年租金就要3000万，还要提供生活、居住条件。周兴铭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接受了亿次巨型机的研制任务。1983年，他研制成功了中国第一台每秒运算速度达到1亿次的巨型计算机，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随后，周兴铭主持的“银河Ⅱ”“银河Ⅲ”等一代代巨型计算机相继研制成功，在国防、气象、海洋、生物医学等领域中发挥了重大作用，周兴铭所带领的学科也因此走在了世界的前沿。

几乎每一个宁波籍院士在学科建设中都秉持着立足国家需求开展科学研究的基本原则。翁文波院士受周总理的委托从石油地球物理勘探研究转向天然地震、洪涝、干旱自然灾害预测预报研究；陈俊勇院士主持的珠峰高程计算和国家GPS网项目是国家有关部门的部署；余松烈院士作为我国小麦栽培学的奠基人长期从事“冬小麦精播高产栽培技术”研究，其目的是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应该看准国家经济社会发展的需求，据此调整确定自己的科研方向，去寻求突破，最后实现科研价值”（俞建勇语）；“要根据国家的需要在科研上不断创新”“在选择科研课题方面首先就要有全局意识和战略眼光，不要‘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一方面要抓住国际前沿课题 ，一方面要面向国家重点需求开展工作”（王阳元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