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

戴逸

20世纪即将过去，21世纪即将到来。回顾过去一个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它经历了曲折崎岖的路程，也取得了伟大丰厚的成绩。这一百年内产生了不少杰出的历史学家，像王国维、梁启超、陈垣、陈寅恪、胡适、顾颉刚、钱穆、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侯外庐，等等，这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情况。杰出的历史学家，一百年出不了几个。两千多年前出现了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司马迁；司马迁死后一百多年，产生了班固；班固死后五十多年产生了荀悦；又过了八十多年产生了陈寿。11世纪产生了欧阳修和司马光及其助手刘恕、刘攽与范祖禹，12世纪产生了郑樵。18世纪历史学家比较多，像赵翼、钱大昕、王鸣盛、全祖望、章学诚，等等。20世纪的历史学家就更多了，代表作也比较多。最重要的是20世纪前期完成了传统史学向近代史学的过渡。同时，20世纪发现的史料大大促进了本世纪史学的发展，这也是过去所没有的。汉代在孔壁里发现了《古文尚书》，西晋时在战国魏墓中发现了《竹书纪年》，这在学术史上均可大书特书。但在古代，这种重大发现数量不算多，时间间隔也很长。20世纪史料的发现是过去任何时代不能相比的，是大批的、连续的、重大的发现；从古到今都有，极为丰富。一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发现了甲骨文，还有金文即钟鼎文（金石文字从宋以后已有不少发现），产生了王国维、罗振玉、李济、郭沫若、董作宾、胡厚宣等一大批研究专家。如果没有甲骨文、金文的发现，他们的成绩就不会那么大。二是帛书和简牍的发现。长沙马王堆帛书和山东临沂、湖北云梦、甘肃居延等地简牍的出土，对先秦史和秦汉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由此产生了劳幹等研究专家。三是敦煌文书的发现，促进了魏晋南北朝、隋唐以及宋、西夏历史研究的深入，丰富了中国历史的内容，产生出陈寅恪、常书鸿、唐长孺等一大批学者。四是外文材料以及少数民族文字如蒙古文、满文史料的发掘利用，扩大了中国历史学的研究范围，产生出陈垣、冯承钧、韩儒林、向达等一批蒙元史、中外交通史以及世界史研究专家。五是明清档案的开放使用。这部分材料极其丰富，有上千万件，有的一件材料就能装一汽车，管理这批档案的工作人员就多达二百人；研究专家则有孟森、郑天挺、王钟翰等。有的学者非常重视史料，例如傅斯年说史料就是史学。这个说法不一定很合适，但是强调史料的重要，也有它的合理性。有的专家穷年累月，劳精费神，一辈子搞史料，这也是对史学的贡献，不能因为他专搞史料，就说他不是史学家。史料研究是关系到历史学盛衰的非常重要的问题。

回顾20世纪中国历史学，可以概括出它的三个主要特点。

第一，进化史观的引进。这是20世纪历史学的显著标志。自从严复翻译了《天演论》，社会进化学说风靡全中国，中国近代学术均奉之为圭臬。在此以前的史学，可以划到传统史学里去。20世纪初，梁启超发表《中国史叙论》、《新史学》，夏曾佑著《中国古代史》，提出“史界革命”，显然是受到西方的影响，提倡以进化史观为历史研究的指导思想。中国传统史学有一种影响很大的历史观念，认为社会历史越古越好，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传中国的道统，他们所处的时代是中国历史上的黄金时代。“新史学”显然不同，主张历史是进步的。今文学派和康有为的思想中已经有进化史观的因素，但更明确地提出系统的进化观点的则是梁启超。他认为不进行史界革命，中国就没有出路。他说：“史界革命不起，则吾国遂不可救。悠悠万事，惟此为大。”（《新史学·中国之旧史》）以后的历史学家，包括王国维、陈寅恪、陈垣、胡适、傅斯年等人，都具有进化史观。进化史观不但认为历史是进步的，同时还强调历史的因果关系。梁启超就曾经反复强调过这一点。五四运动对传统的批判，是建立在进化史观基础之上的。顾颉刚提出“层累地造成古史”观，实际上是进化史观走到极端的产物。他提出了疑古辨伪思想，认为上古时代不仅不是进步的，而且儒家宣扬的那种黄金时代，历史上根本不存在。当时怀疑古书、否定古史的风气非常盛行。这种疑古观念有它的片面性，但在廓清古史迷雾方面，它是有贡献的。古代确实有很多传说的东西，不可深信，但也不可完全丢弃，传说中包含着历史真实的颗粒。顾颉刚等通过辨伪祛疑，还历史真实面目，功劳很大，不可磨灭。

第二，唯物史观的学习和运用。这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伟大进步。20年代以后传入了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唯物史观相对于进化论来说，是更高层次上的理论，它承认进化史观，包含了进化史观的合理内核。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受达尔文学说影响产生的。那么，唯物史观给史学增加了什么新内容呢？一是唯物史观在承认历史是进步的、具有因果关系的同时，明确提出客观世界是被规律所制约的，历史发展具有规律性。当然，在承认这一点的时候，我们要牢牢记住，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不一样。社会有人参与，有主观参与，内容更加复杂。历史规律不像自然界规律那样单纯，而是掺进了人的活动，通过偶然来实现必然，所以对历史的研究更加复杂。但历史规律是客观的，不是主观的。这一点不仅与唯心史观不同，与进化史观也是不同的。后来出现的弊端是把社会历史和自然界一样看待，过分强调规律，陷入了机械唯物论。二是承认历史是前进的，历史前进的决定性因素是生产力的发展、生产方式的发展，是经济原因。历史发展是许多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并不仅仅是经济在其中起作用，如果单纯强调经济的决定作用，又会陷入简单的经济决定论。要重视历史发展中多种复杂因素的相互作用。不重视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军事的、地理的种种因素，在历史研究中就不能前进一步。因此，唯物史观一方面区别于唯心史观那种把英雄人物或思想、政治和上层建筑视为历史发展决定因素的观点，另一方面也区别于机械唯物论不承认其他因素起作用的观点。我们承认经济因素在历史发展中起最重要的作用，这是唯物史观给我们认识上增加的新内容。三是唯物史观把阶级斗争看做阶级社会前进的动力。马克思主义反复强调，阶级存在于社会统一体内，各阶级之间既有矛盾对立，又相互统一，不能把社会看成仅仅是阶级之间的斗争。把阶级斗争绝对化，“以阶级斗争为纲”，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在20世纪，唯物史观对中国史学发展所起的作用是很大的。无论马克思主义者，还是非马克思主义者，都必须承认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对中国学术的巨大影响，这是事实。同时也要承认，唯物史观与传统史学及进化史观虽然不同，但并非与之绝对对立，而是吸收了传统史学的精华，认同于进化史观而更加科学化了。过去我们往往把它们对立起来，应该汲取这个教训。

第三，理性精神的张扬，或曰理性的发醒。所谓理性精神，就是承认人具有正确认知客观历史的能力。这是相对于蒙昧主义和宗教思想认为世界是不可知的、是由超自然力量主宰的观点而言的，也是相对于仅凭主观感悟认知世界而言的。理性精神是用人的心智来分析、论证、解释历史，依靠理性的推导、逻辑的证明，归纳演绎出结论，而不是按照超自然力量的启示、按照人的直观感悟理解历史。一旦离开理性，就无法正确认识任何历史问题。过去乾嘉学派颇有一点近代的理性精神。他们以“实事求是”作为治学宗旨，重视证据，无征不信，不受权威影响，有独立的研究精神，即使对《尚书》这样权威性的古书也不迷信不盲从。这种理性精神，是传统史学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中国传统史学的具体成果是很多的，但如果从中国传统认知方式来看，我感觉中国的思想认识方式还是一种直观的感悟，有点像佛教禅宗的顿悟。宋明理学是用直观方法，从整体上把握认知对象；而乾嘉学派是从具体方面分析、归纳、演绎，从而达到理性认识。这是两种不同的认知方法。中国传统中感悟式认知方法比较发达，而理性方面的认识比较少。当然，在后来的著作中，如司马光撰《资治通鉴考异》，也有这方面的因素。考证学也有这种理性因素，事实是怎么回事，就是怎么回事。这种认知方法更接近于近代科学认识方法。近代科学是把对象独立起来进行研究，排除外部干扰，在实验室里通过实验得出结论。我觉得20世纪20年代的科学与玄学之争，就是这两种认知方法的不同路径，是理性分析与直观感悟之争。玄学也不是胡说八道，也有它的道理。胡适他们主张科学，更具有理性精神。中国近代的实证史学观，如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胡适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一方面继承了乾嘉学派的治学路数，一方面又接受了西方的科学方法。运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著作，20年代有李大钊的《史学要论》。研究成绩最大、起步最早的当推郭沫若，他的《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不论现在看来有什么缺点，却是用科学方法研究中国历史的开山之作。以后，吕振羽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方面最早提出西周封建说。中国历史学在突破传统以后，没过多久就以崭新的姿态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尽管当时李大钊、郭沫若以及后来的范文澜、翦伯赞、吕振羽等早期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理论上尚未成熟，研究成果难免有粗糙之处，但这时的历史学用马克思主义武装起来，既和传统史学不同，也和近代实证史学不同。这里有一个问题值得探讨，即马克思主义史学和实证主义史学是什么关系。马克思主义史学实际上吸收了实证主义史学的优点，比如进化史观、理性精神，还有爱国主义，并进一步加以发展，而摒弃了它的不足。马克思主义史学高出于实证史学，更加科学，但又继承了后者的优点。过去常常用资产阶级史学家和无产阶级史学家区分两代史学家，用阶级属性看待一个学者、一种学术，这并不科学。阶级是由经济、政治等社会地位决定的，知识领域里的阶级划分要复杂得多。很多知识带有普遍真理的性质，各阶级都可以接受。自然科学没有阶级属性，不存在资产阶级物理学、无产阶级物理学。社会科学有所不同，在世界观、历史观上可以判断阶级属性，但其中是否也有与自然科学相同的真理性的知识？历史智慧任何阶级都可以借鉴，不能说这是资产阶级智慧，那是无产阶级智慧。历史提供的某种智慧，不是对一些阶级适用，对另外的阶级不适用。历史智慧中的很大一部分是人类的共同财富。把这种知识与智慧简单地归纳为资产阶级的或无产阶级的，这种划分方法很不妥当。有些知识超越时代，超越阶级，是真理性的东西，对任何阶级都适用。王国维的研究成果，我们至今还承认其价值。他有不足，我们可以补充，但他的研究结论，今天还是能够站得住脚的；否则，就没有历史的继承了。随意把学者、学派和学术画上阶级符号从而确定其阶级属性的做法是有害的。因此，不应简单地突出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对立，而看不到他们之间的继承性。郭沫若的研究成果，是在王国维、罗振玉研究的基础上取得的，他很尊重他们的成果。范文澜是黄侃的学生，而黄侃是章太炎的弟子，从经学起家，他们有这种学术上的传承关系，不承认也不行。过去我们把梁启超、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都孤立起来，实际上后人很多成果和方法都从他们那里继承发展而来。我们研究20世纪中国历史学，应该看到这个事实。

历史研究的对象是过去，而研究的目的却是认识今天。20世纪一代又一代的历史学家不断地研究过去，重新认识传统的中国，为的是要更深入、更准确地认识今天中国的国情。我们可以把这一百年中国史学划分为四个阶段，每一个阶段都产生了一批历史学家，他们之间，既有继承，也有发展。

第一代史学家处于转型时期，他们的使命是促使中国传统史学转向进化史观与理性主义史学。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遭受外国资本主义侵略，国力衰弱，民族前途充满危机。在这种情况下，先进人士为探索救国救民的真理，必然要认识中国的过去，用新的观点和方法重新审视中国的历史。认识中国的过去，归根结底是要认清中国的现实，寻找现实出路，创造未来。正像郭沫若所说的那样：“对于未来社会的待望逼迫着我们不能不生出清算过往社会的要求。古人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认清楚过往的来程也正好决定我们未来的去向。”（《中国古代社会研究·自序》）当时的社会变革使他们的认识产生了一次飞跃。中国传统历史学的成绩很大，是丰富的极为宝贵的史学遗产，但也存在很大的局限性。一是封闭性。中国的古代虽然与世界有联系，但非常少，所以当时中国人存在的观念，就是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其他民族和国家文明程度低下，没有历史。这样一种理解，并不是某个人的缺点，而是整个时代的局限性。封闭的历史观，闭目塞听，以致不能正确恰当地认识自己在世界民族之林中所处的地位。二是传统史学中英雄史观、个人史观占主导地位。传统史书突出记载帝王将相的活动，而对整个社会生活语焉不详。三是传统史学所反映的历史内容，主要是政治史和军事史。社会历史是多线条、多层面的立体，然而中国传统史学只把它看成一个平面，突出政治史和军事史。梁启超曾批评过去的史学“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国家；知有个人而不知有群体；知有陈迹而不知有今务；知有事实而不知有理想”（《新史学·中国之旧史》）。由于中国传统史学存在这几个弱点，尽管史学遗产比其他国家丰富，但在历史观上具有很大的局限性。到了近代，人们对中国历史有了深刻认识，这种状况开始改变。梁启超、章太炎、夏曾佑等积极批评传统史学与旧史观，宣扬进化史观，王国维、陈寅恪、陈垣、顾颉刚等也都具有进化史观，这标志着中国史学由传统类型转化为近代类型。近代史学是包括经济、政治、军事、外交、文化、社会、民族各方面历史内容的，视中国历史为世界历史的一个部分。通过第一代史学家的努力，中国传统史学过渡到近代史学。

第二代史学家处于创新时期，其主要任务是用唯物史观作指导，把历史作为客观的有规律的对象加以研究，创立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史学。翦伯赞的贡献是在历史理论方面，《历史哲学教程》一书全面阐述了用唯物史观研究历史的理论。范文澜的贡献在于对整个中国历史的全面清算，《中国通史简编》和《中国近代史》二书奠定了他作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学术地位。马克思主义史学与实证主义史学的相通之处，除了进化史观、理性精神以外，还有一个内容就是爱国主义。第一代史学家梁启超虽然是改良主义者，但他希望中国富强，也是爱国志士。陈垣在日伪统治下的北平著《通鉴胡注表微》，顾颉刚创办《禹贡》杂志，都是爱国的表现。郭沫若、范文澜、翦伯赞继承发扬民族气节，他们都是爱国主义者。20世纪史学家绝大多数都是这样，因为处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反对民族压迫，实现国家独立与民族振兴，是人们共同的心理需求。这是中国史学的一种优良传统。不仅当时的历史学家，即使当时的新儒家，也以振兴中华为己任，他们的研究成果，不应一概摈弃。20世纪30年代以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历史学界取得了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这一代历史学家的最大贡献就在于用唯物史观作为历史研究的理论和方法，继承前人成果，对中国历史以及近代社会性质作了全新的解释，真正把历史学作为揭示客观历史规律的科学。不管他们对这个规律研究得是否清楚，但他们承认历史发展规律，并且朝这个方向作了努力。

第三代史学家亦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成长起来的史学家，处于继承时期，不但继承马克思主义史学，接受了唯物史观，而且也承认进化史观和理性主义的历史地位。他们的重大成就，就是组织起一支浩浩荡荡的史学队伍，在学术上初步形成完整的史学体系。新中国成立前的史学尚未建立起完整的学科体系，上古史、古代史研究很多，近代史就没有什么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古代史、近代史、现代史、世界史、史学理论、专史等学科比较齐全了，而且比较注意宏观研究、通史研究。农民战争问题、历史分期问题、历史主义问题等宏观理论问题曾经形成全国范围的热烈讨论。通史著作就有郭沫若的、范文澜的、翦伯赞的、尚钺的好几部。第三代史学家学习他们这种特点，比较注重研究通史，对我们史学队伍的发展壮大很有好处。这个时期的历史研究注重总体研究，但还没有达到非常精细的地步，这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史学的特点。关于中国近代史，新中国成立以前研究得很不够。新中国成立后，中国近代史研究从附庸蔚为大国，与古代史研究、世界史研究鼎足而立，再加上各类专史研究，完整的学科体系终于建立起来了。

第三代史学家在以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作为普遍指导思想的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一是学术研究中的教条主义和“左”的倾向，特别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使“左”的倾向发展到极点。农民战争史代替了整个的中国历史，讲到每个朝代都以农民战争开头：汉王朝建立始于秦末农民起义，唐王朝建立始于隋末农民起义，中国历史成为一部农民起义史。历史人物评价也打上“左”的烙印，不但帝王将相全被打倒，而且杜甫、苏轼这些著名诗人也被打倒，后来连农民起义领袖都被打倒。毛泽东同志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一文中列举的十几个农民起义人物，大多也被打倒。项羽自然不用说，刘邦、朱元璋背叛了农民阶级，蜕变为地主阶级；李密投降唐朝，出卖了农民起义；李自成进京后腐化堕落，导致起义失败。这些农民起义领袖都被批判，被完全否定，中国历史上也就没有好人了，只有一些科学家如张衡、李时珍等搞发明创造，还予以肯定。“以阶级斗争为纲”，历史人物全被打倒，历史内容丰富不起来，史学一下子变成这种状况，令人浩叹，发人深思。二是学术与社会的关系没有摆正。史学从根本上来说，和社会关系密切，不能脱离社会。但历史又不是现实，不能把历史等同于现实。历史学并不是以现实社会为研究对象，它是研究已经过去了的事情，而不是当前对策研究。所以史学和现实社会有联系，又有距离。第一代史学家如王国维、陈寅恪强调学术独立，也有它的合理性，学术相对独立于现实社会是必要的。新中国成立后，史学与政治关系十分密切。我们经历的多次政治运动，都是把历史作为现实斗争的工具。本来以为历史就是几千年几百年前的陈迹，和现实没有关系了，可实际上，研究历史是站在阶级斗争的风口上，决不是政治斗争的避风港。新中国成立之初，开始是批判《清宫秘史》，接着又批判《武训传》，都和历史研究有关系。反右派的时候牵扯的人和事就更多了。批判资本主义萌芽理论，批判历史分期理论，批判关于李秀成的评价，直至批判吴晗的《海瑞罢官》，“文化大革命”就是从历史学打开突破口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太密切了。再后来批林批孔，评法批儒，影射史学泛滥，历史和现实混淆不分，严重歪曲了历史，歪曲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历史和现实的关系问题是20世纪中国史学的大问题，有惨痛的教训。究竟应该怎样摆正史学与现实社会的关系？我觉得二者既很密切，又有距离；既相互关联，又相对独立。历史学要真正成为科学，应有相对独立性。已经形成的事实，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不能为了当前的需要，对历史采取实用主义态度，否则终究会走到邪路上去。影射史学也不是从“文化大革命”开始，抗日战争时期就有了。虽然那时是为了抗日，反对蒋介石，有特定的历史原因，并且在实际上也发挥了积极作用，但那种把历史与现实紧密“挂钩”的方法并不可取。我们应该看到历史是已经完成的客观过程，揭示历史规律是为了更好地认知未来，不能随意服从主观的需要。历史能给人提供的是一种智慧，而不是某种直接的现实对策。这种智慧层次比较高，能够培养和提高人的素质，通过这个中介增强人们对现实社会的认识，提高人类文明程度。

第四代史学家是在“文化大革命”结束以后成长起来的。经过十年“文化大革命”，历史学从文化废墟中走出来，发展很快。近二十年的时间，中国史学处于重新探索阶段。一是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惨痛教训，人们开始反思中国史学究竟存在什么问题，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历史学被“四人帮”所利用，成为他们篡党夺权的工具，马克思主义史学完全被扭曲了，中国史学的出路何在？二是随着改革开放，中国史学与世界史学接触，国外和港台地区的史学理论、史学成果大量拥来，刺激了人们对中国史学的探索。新中国成立以后到“文化大革命”结束这段时间里，中国几乎与世界隔绝，对于外国的经济、政治和文化，我们很不了解，也看不到关于这方面的书。改革开放以后，人们思想活跃，对国外传入的各种史学流派，诸如德国的文化形态史学、法国的年鉴派史学、美国的新史学、苏联的计量史学等等，都感到非常新鲜。国外史学在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方面有许多长处，可以弥补我国在教条主义影响下极度贫乏的史学理论。因此，第四代史学工作者积极吸取国外各种史学思想，引进和借鉴他们的研究方法，试图探索出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史学理论体系。三是面临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苏联、东欧巨变的影响，马克思主义史学受到严峻挑战。马克思主义理论是否已经过时，今后还要不要坚持，怎样坚持，这些都需要进一步反思，探究答案。毫无疑问，马克思主义仍然是科学的理论和方法，但马克思主义只能依靠自己的理论威力争取群众，而不能靠行政命令，不能靠有组织的大批判和压服。所以，怎样面对新形势和新需要，更加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历史问题，仍然是摆在我们面前的一项紧迫任务。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开放、发展的学说，是吸收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合理内核产生的。只有吸收全人类文化成果中的营养，才能发展马克思主义。如何正确对待各种学术流派，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重大问题。解决好这个问题，中国史学才能发展，才会有生命力。这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20世纪历史学本应该解决这些问题，但实际上没有很好地解决。

回顾20世纪史学，还有许多问题，比如如何对待传统，这个问题就值得总结。20世纪的思想界，包括历史学界在内，都有一个对待传统的态度问题。人们既破除传统，叛离传统，超越传统，又回归传统，认同传统，继承传统，总是在这两者之间来回摇摆。从历史上看，用科学思想武装的近代社会，必然要对传统产生离异的力量。20世纪初，第一代史学家叛离传统的倾向是比较明显的。五四时期吴虞、钱玄同等人主张“打倒孔家店”，把所有传统的东西都扔到垃圾堆里去，反对传统的态度非常激烈。当时如果不叛离传统，不坚决地与传统思想划清界限，新文化就建立不起来。我们不能用现在的眼光去看待“五四”反传统，指责它不应该如何如何。它当然有片面性，但又有合理性。因为传统把人束缚得太厉害了，不从传统中解放出来，社会就不会进步。所以当时反传统是进步的，必须经过这个阶段。但以后学术界又曾逐渐回归传统。我觉得五四时期的学术趋向是离异传统，到清华研究院成立，包括梁启超、陈寅恪、王国维、赵元任四大导师，一直到30年代初中央研究院的傅斯年，这又是回归传统。看来传统是不能完全叛离的。人是传统塑造的，离开传统就没有现实。就像人被地球引力吸引而不能离开地球一样，无论人们在主观上多么想叛离传统，也是跳不出来的。鲁迅反传统很激烈，曾经把二十四史指斥为帝王将相的家谱，但实际上他的传统文化修养很深厚。郭沫若、范文澜也是这样。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初稿，对中国历史上的黑暗面尽情揭露，把武则天等帝王一概骂倒。那是因为革命的需要，他表现出离异传统。解放后他修订《中国通史简编》时，态度就发生了很大变化。我们不能简单地说前者是错误的，后者是正确的。任何一种学术，都脱离不开它的根基，都必须从它以往的成果中汲取营养，无论对传统的超越还是回归，都是一种重新认识、重新评价，是整个认识过程中的一个阶段和一种表现形式。历史的每一次从离异到回归，都是否定之否定的不断进步的过程。

另外一个问题，是历史研究中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的关系问题。20世纪历史学研究方法中有两种类型：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注重用宏观的方法揭示出历史发展规律；另一种是实证主义史学家擅长于微观研究，大多考证一件史事、一种古书，从各方面搜集丰富确凿的材料，无征不信。宏观研究和微观研究二者各有长处，分别产生出一批代表著作，都对20世纪史学作出了贡献。我觉得宏观研究应该以微观研究为基础，否则必然会流为空洞无益的议论，所揭示出的“历史规律”也未必正确。真正的客观历史规律，必须从具体研究成果中概括出来，这种规律才是科学的。同时，微观研究要以宏观研究为指导，为最终目的与归宿。历史研究必须从史实出发，实事求是，但完全忽视理论的指导也是错误的。在具体的历史研究中，这两种研究方法不一定在每一位史学家身上都完全具备，可能有的人擅长宏观研究，有的人擅长微观研究，但从整个历史学来看，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缺一不可。这两种类型的史学家应该互相尊重，互相支持。有的人对宏观研究颇为推崇，认为微观研究是雕虫小技；反过来，也有人认为微观研究才是真正的学问，把宏观研究看做不切实际的空论。这两种倾向都不好。20世纪中那些有成就的史学大师，都是把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结合起来的。王国维注重考证，但他写的《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殷周制度论》一类文章却是宏观的。陈寅恪既擅长考史，又能揭示历史基本线索和因果关系，写出《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部传世之作。陈垣精于校勘，但能上升到理性认识，写出《校勘学释例》这类总结规律性的著作。同样，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当然是宏观的，但对具体历史问题也有很多微观的研究，提出独到的见解。所以，宏观研究与微观研究应该并重，不应偏废。

20世纪即将过去，中国历史学经历了一个变革创新的世纪、兴旺丰收的世纪，成绩显著，名家辈出，值得大家去研究和总结。河北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二十世纪中国史学名著》，旨在系统地展示这个世纪的史学成果，把最具代表性的历史学家的著作奉献给读者。读者将会在阅读过程中看到中国历史学怎样沿着一条崎岖曲折的道路从传统走进了现代，将会看到中国历史学的转型、创新、继承、探索的历程，将会看到一百年间众多学者怎样用心血汗水浇灌润泽了祖国的历史学园地。我们期待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在过去成绩的基础上，再创辉煌。

1999年3月1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