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洪钧

关于洪钧

始吾读陆润庠《元史译文证补序》，见其凡涉及洪书内容处，十误七八，[1]心窃异之。以为陆为洪书付托人，自谓“重勘数过，始付梓人”，何致颠倒错乱，误谬若斯？继思元史为专门之学，非八股之士所熟悉。陆氏腐心帖括点画间，自不能领略洪书。然于其所举洪钧出使年代，则未致疑也。盖洪陆两家既同乡里，复结亲好，关系至为密切。且陆序作于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上距洪氏归国才数岁，料无发生舛误之理。故予前讲《元史研究之回顾与前瞻》时，即率然从之。（参阅《责善》半月刊，二卷七期，页十）孰料其所举年代竟亦非史实。陆序云：

光绪己丑岁（一八八九年），吾洪文卿侍郎奉命出使俄、德、和、奥，驻其地者三年。……壬辰（一八九二年），侍郎归。

今检《清史稿·交聘表》：

光绪十三年丁亥（一八八七年）五月丁巳，洪钧自前内阁学士派为出使俄、德、和、奥大臣，光绪十六年（一八九〇年）七月召回。

是洪钧出使在一八八七年，不在一八八九年，任满归国在一八九〇年，不在一八九二年明甚。光绪十三年五月丁巳当为洪钧拜命之日，其到达俄京，则在是年冬。缪祐孙曾在圣彼得堡车站躬迎洪氏。其《俄游汇编》卷九云：

光绪十三年十一月二十一日甲戌，晴。出使大臣洪阁学至，皆往迓于车栈。

陆氏不能了解洪书内容，犹可原谅，而于洪氏出国归国眼前时事竟亦误推两年，则殊令人扼腕。予前轻信陆说，以洪钧抵俄，在贝勒津（I.N.Berezin）及霍渥尔斯（H.H.Howorth）二人成书之次年，近日谈元史史料者，亦往往踵予之误，殊滋愧恨。今既知陆说不可信，予之讲辞，自必须稍加修正：

岁丁亥（一八八七年），洪钧抵俄京。明年（一八八八年），霍渥尔斯《蒙古史》全书完成，贝勒津俄译《成吉思汗传》亦全部刊出。洪氏本熟于西北史地，恰又遇此难逢之时代与际会，故能在中国元史研究上别辟一新天地。（参阅《责善》半月刊，二卷七期，页十）

陆序舛误，已如上述。即为洪钧撰墓志者，亦多不能表章其学术，实为可惜。顾肇熙为洪氏所作墓志之文，书其家事及所历官甚详，惜行箧书少，未得检出一读。武进费念慈撰《清故光禄大夫兵部左侍郎洪公墓志铭》，于洪书内容，殊不了然。费氏云：

俄罗斯为国，古乌孙地也。公求得古元时旧时所载记，皆畏兀文。译归，以校史，多所勘正，成《元史译文证补》若干卷。既殇，陆祭酒师为校写付梓。（闵尔昌《碑传集补》卷五）

按洪钧所重译西域史，原文或为波斯文，或为大食文，非畏兀文。虽元代泛称大食、波斯为回回，然回回、畏兀各有邦域与定义，未可贸然混而为一也。元代畏兀但指高昌五城之地种人而言，其先世号回纥，本居漠北仙萼河（Selenge）流域，书用突厥字，今日犹屹立于色楞格河支流鄂尔格图河畔荒草斜阳中之唐登利啰·没密施·颉·翳德密施·毗伽可汗墓碑，即是此种文字。（参阅芬兰赫尔辛基大学从事阿尔泰语研究的教授G.J.Ramstedt之《北蒙古之畏兀儿卢尼文字》〔Zwei Uigurische Runenschrift in der Nord.Mongolei〕，芬—乌学会会刊三十期，赫尔辛基，一九一三年）继用畏兀儿字，为今日蒙文、满文所自出。及回教输入，始渐采阿剌伯字母，以成今日之文字。然明代《华夷译语·高昌国书》，犹是畏兀儿字。元代高昌畏兀儿尚未皈依回教，更无论其文字矣。故费氏“皆用畏兀文”之说，无论如何解释，均不可通。

洪钧所译《中俄交界全图》，今日治西北史地者，犹多用之。此图在政治上曾发生纠葛。《清史稿》列传卷二三三《洪钧传》亦曾言及。则此图之原本如何，似亦值述其究竟。按《中俄交界全图》原名《亚洲俄罗斯及其邻地》（Asiatische Russia und die anliegenden Lander），一八八三年俄国参谋部出版。原图缩尺四百二十万分之一，洪氏据为底本，放大为一百八十二万五千分之一，光绪十六年出版，凡十数页。其图北至托波尔斯克（Tobolsk），南抵西藏中部，西达费尔干（Fergana），东迄太平洋。洪钧使俄时，此图仅出版四年而已。[2]

《元史译文证补》阙文若干篇，而以《部族考》之散佚最可惜。此篇若存，其后柯劭忞，屠寄诸家书必减少许多错误，可断言也。柯劭忞虽曾将《史集·部族志》“据未译本辑补”（《新元史考证》第一卷页一），收入《译史补》卷六。顾其所本者，不惟非拉施都丁原书，亦非贝勒津译文或哀德蛮译文（《古代突厥、鞑靼和蒙古民族概观》），乃哀德蛮所著《不动摇之帖木真》一书导言而已。此书为著作，非史料，译名既多舛误，且采用不少中文史料。（如瓦西理俄译《蒙鞑备录》）柯氏不察，一一采用。遂致其《新元史·氏族志》一部两表，一人两表，与旧《元史》之一人两传差同，殊堪叹惋。

一九四二年四月十二日于成都

（原载《边政公论》一九四二年第一卷第九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