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代的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
清朝嘉庆、道光以后，西北舆地之学大盛。学者对于元代西北政治经济重地——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的辨方定位研究，至今已有一百五十多年历史了。欲了解元朝中央政府与西北叛王的斗争形势，必须判明各族分布状况和地理方望，不然就坠入五里雾中，得不到要领，可惜他们为时代所限，或缺乏详密地图和域外材料，或对民族语言文字有所隔阂，研究进展始终不够理想。
元代有关吉利吉思及其邻近诸部的材料十分分散，其名称并列齐举比较集中之处有三：一、《元朝秘史》第二三九节（《圣武亲征录》戊寅年太略）；二、《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三、波斯拉施都丁《史集·部族志》，这一部分材料，直到清朝末洪钧才接触到。
第一个研究《西北地附录》的大约是徐松。据魏源《海国图志》卷三《元代疆域图·序》，徐松著有《元代西北地附录注》，可惜“未卒业”。嘉庆十七年（一八一二年）徐松因事遣戍伊犁七年，“出关，置开方小册，随所至图其山川曲折”，对新疆地理有亲身勘查测绘的实践经验，所以他的《西域水道记》等书至今犹为学者所重视，成了西北舆地之学的划时代人物。不过叶尼塞河流域他没到过，受了《水道提纲》的影响，除昂可剌河外，对阿浦、玉须诸水的勘同，都是错误的。
魏源在他的《海国图志》中收入他有关元代西北地理研究的一图、四考。其图名《元代西北疆域沿革图》，收入卷三；四考是《图志》卷三二的“元代征西域考”上、下两篇，及卷五六的“元代北方疆域考”上、下两篇。魏源说：“谦河……贯诸部以入北海”，“谦河明而岭北五部舆地纲领得矣”，可是由于他以今日地图上的安加拉河上游当元代的谦河，他所位置的诸部方位差不多完全错误了。
何秋涛著《朔方备乘》。他认为魏源《元代北方疆域考》尚有未赅之处，把他收入《朔方备乘》卷五四，补入自己的批评意见。他见过比较详细的西国舆地全图，对于吉利吉思等部的方望多少有所突破，如他说“诸家都以伊聂塞河为古谦河”（卷五四页八），“谦河当即叶尼塞河”（卷首九页六）。谦河的方望既正确，其所流经的各族位置就容易确定，不会象魏源在东西伯利亚斡难河南找撼合纳部了。
李文田著有《元秘史注》，在何秋涛《校正元圣武亲征录》上注有校语，对于吉利吉思诸部方位未发表意见，只引用《元史·地理志》之文，互相比附而已。
洪钧《元史译文证补》卷二八为《部族考》，必是将《史集·部族志》译为汉文，加以考释，可惜有目无书。卷四《术赤传》页一注解云：西域书“谓谦河之源有八河，卫喇特居其左近，其东有乌拉速特，帖楞郭特，客失的迷三族，居拜喀勒湖西，与卫喇特、乞尔吉思为邻”，这是他根据《史集·部族志》兀儿速等部及斡亦剌部两节写成的。自从他介绍了《史集》这点记载以后，那珂通世的《校正增注元亲征录》（页一〇一，收入《那珂通世遗书》）、丁谦的《元秘史考证》（卷一二页一至二）、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成吉思汗二年）均采纳其说。可是洪钧以为帖良兀及客思的迷在斡亦剌之东，显然是错误的。洪钧所具备的条件远远超过前人，所以他在西北舆地之学的领域中，对于吉利吉思的研究能向前推进了一大步。
丁谦继施世杰（著有《元秘史山川地名考》）、洪钧、李文田之后，既具备他认为必不可缺的“详密之舆图”，又有“重译之国史”，应该有很好的成绩，读他的《元秘史考证》二九三节注释，亦仍是袭用洪钧旧文，无所发明。
屠寄《蒙兀儿史记》卷三记述术赤征林木中百姓，以及卷一六〇关于《元史·地理志·西北地附录》的解说，几乎完全因袭洪钧的意见，洪钧错误之处，他不仅更加扩大，而且还师心自用，任意更改《元史》的文字。《元史·地理志》谦河“注于昂可剌河”，他竟认为是“旧志倒误”，改为昂可剌河“会于谦”，以求“与今图密合”，真令人吃惊！《禹贡》“岷山导江，东别为沱”，难道今日注解《禹贡》的人，可以根据今日的地理知识，改为“唐古拉山导江”吗？
前辈为时代所限，成就大小虽有不同，但筚路蓝缕之功是令人敬佩的。没有他们披荆斩棘的辛勤劳动，他们所走的弯路，后人就难免不再走了。
日本的早期元史专家，如那珂通世的《成吉思汗实录》、《校正增注元亲征录》，箭内亘的《兀良哈三卫名称考》，都已注意到吉利吉思的问题，这些研究是国人所熟悉的，兹不赘。
关于西伯利亚古史，从十七、八世纪荷兰学者Nicholas Witsen的《鞑靼地区的北部和东部》（一六九二年）和被俘的瑞典人P.J.Strahlenberg的《欧亚的北方和东方》（一七三〇年）起，就引起西方学者的十分注意。以后俄国学者也不断有所记述。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哈卡斯—米努辛盆地、阿尔泰及图瓦地区，苏联人从事大规模的调查和发掘，可惜他们的著作我们很不容易见到。至于西方的东方学家对于元代吉利吉思等部的研究，我们囿于见闻，所见亦甚少，我们手头所能接触的，主要有法国伯希和的遗著《金帐汗国史评注》（一九五〇年），《圣武亲征录译注》（一九五一年），《额鲁特史评注》（一九六〇年）等书。《元朝秘史》第二三九节列举术赤征服的林木中百姓吉利吉思东西两方各部名称，伯希和在其《额鲁特史评注》页五有法文译文，页五六至六四（即脚注三十四至六十），有详细注释。他的同僚韩伯诗著有《谦河注》（《亚洲学报》一九五六年，页二八一至三〇〇）及《Kasdim及Ges-dum》（同上，一九五八年，页三一三至三二七），两文亦是研究吉利吉思等部的文章。他们在语言学上对于这些部族名称的诠释，以及他们的繁征博引、详细考订，给读者很多启发。不过他们的原书俱在，可资参考，如无必要，他们讲过的，本文就不重复了。
解放后我国重印的古籍不少，部分的且加标点符号，对于史学工作者颇为便利。但为古书作索引者则不多见，学者如欲在某书中寻找某种材料，必须通读全书，始能一一检出。现在先进的图书馆已使用电子计算机搜集材料了，我们认为在此种设备尚未普及之时，应该为二十四史、《通鉴》等重要古籍，每书作一部带有简单扼要原文的分类索引以节省学者查阅、搜寻的时间。日本学术界为辽、金、元等史所作带有简要原文的索引，中外学者在搜集辽、金、元史中所需材料时，无不利用它。本文所引用的《元史》中吉利吉思、谦谦州的材料，我国西北舆地学家著作中固然差不多都接触到了，可是《元史语汇集成》把这些材料一一列举于吉、乞、谦、欠等字之下，其他周围各部材料也是一样，展卷即得，这就节省了大量翻检剔选的辛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