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印元刊本《国朝名臣事略》序
《元朝名臣事略》十五卷，元苏天爵撰。天爵（一二九四——一三五二年）字伯修，真定人。他的父亲苏志道曾在和林做过官，虞集给他撰有墓志。天爵曾经受业于安熙、吴澄、虞集等，一生多半在御史台任职，晚年以江浙行省参知政事总兵饶、信，死于军中。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本书之外，有《国朝文类》和《滋溪文稿》。还有《松厅章奏》、《武宗实录》、《治世龟鉴》和《春风亭笔记》等，都已散佚。
清《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说天爵此书“记元代名臣事实，始木华黎，终刘因，凡四十七人。大抵据诸家文集所载墓碑、墓志、行状、家传为多，其杂书可征信者亦采掇焉，一一注所出，以示有征。盖仿朱子《名臣言行录》例，而始末较详；又兼仿杜大珪《名臣碑传琬琰集》例，但有所弃取，不尽录全篇耳。后苏霖作有《官龟鉴》，于当代事迹，皆采是书，《元史》列传皆与是书相出入，足知其不失为信史矣”。就这一类书的编纂方法来讲，朱熹的《名臣言行录》，摘取各家的“嘉言懿行”，自成一书；杜大珪的《名臣碑传琬琰集》，只把一些墓碑、墓志、行状、家传汇集起来，没有做什么加工整理工作；而天爵此书，剪除芜词，存其要点，把这一类书的编纂工作向前推进了一步。此书取材极广博，四十七个人的传记，从一百二十多篇墓志、行状、家传及其他文篇中采掇而成。其中有不少碑传早已散佚，全靠此书保存了下来，成为研究蒙古史的珍贵资料。清朝末年福建重刊姚燧《牧庵集》的时候，曾取此书“互相考证，借资审定”；缪荃孙辑元明善、阎复等人的文集，也从此书中搜集了许多资料。明朝初年纂修《元史》，更多取材于此书，例如木华黎传，差不多全采此书。又此书四十七篇事略，都是元朝前期的名臣，除前四卷所录都是蒙古人、色目人外，其余都是汉人（其中没有南人），而《元史》列传前三十二卷都是蒙古人和色目人，三十三卷以下都是汉人和南人，可见《元史》连列传的编次也是仿照此书的。
《国朝名臣事略》元刊本极少见。清朝乾隆中叶武英殿聚珍版本刊行后，一般读者所能见到的，就是这个本子。殿本是依据四库全书于敏中家藏本刊印的。这个本子，除了人名、官名、地名都遵照乾隆皇帝的谕旨，一律改译外，因为校勘不精，差不多没有一篇没有错字和脱文，脱文多的竟达千字以上。最荒唐的是赵良弼传和贾居贞传中间，四库全书所根据的钞本缺少了八页，把两篇传并为一篇，这样就少了《参政贾文正公》一个题目，原来四十七人，仅有四十六人了。殿本刊印时只得把许有壬《序》、王守诚《跋》和目录中这一篇题目都删去，并把卷首转录的《四库提要》所说的“凡四十七人”改为“凡四十六人”。如果没有元刊本出现，就无法知道中间究竟脱了多少。清光绪十三年（一八八七年）王灏刊《畿辅丛书》，收有此书，可也没有什么订正。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年），福建校刊的聚珍版本，才把赵、贾两传分开来，并附有傅以礼的校勘记一卷。傅氏在跋文中说：“今借元椠旧钞两本一再雠对，得还旧观，从此海内读者当同所愉快。”但傅氏只就各本雠对，未能作进一步的校正，不但改译了的人名、官名、地名没有给改回来，就是卷二《阿里海涯传》近千字的脱文，也没有给补正，其他错字脱文也大都没有改正。清末归安陆心源（一八三四——一八九四年）撰《群书校补》，有《名臣事略校补》四卷，根据元刊本校殿本，把改译了的人名、官名、地名一一给改回来，错字脱文也一一改正，才使读者得见此书的真面。但是读者根据陆氏的校补对照原书，还不如直接读元刊本来得方便。
《国朝名臣事略》中的人名、官名、地名经过改译以后，往往使读者不知道原来究竟是作什么的，这对于研究蒙古史的人带来了很大的障碍。姑且举一个例：土土哈的先人是钦察族一个部落的部长，居住在玉理伯里山。元朝初年，这一支钦察族举族东迁，在元代政治上具有很大势力，《元史》中有传的就有十多个人。近几十年来，国内外的蒙古史家对于他们的故乡玉理伯里山，费了不少心力去考查，可都没有能够指出它的确切的方位。当然，那些蒙古史家都是读过这部《名臣事略》的。《事略》卷三《土土哈传》，根据阎复的《句容武毅郡王纪绩碑》，对玉理伯里山的方位叙述得极清楚，无奈地名经过改译，说这山“襟带二河，左曰约罗，右曰伊苏”，这就使得读者不知道那两条河究竟原来叫什么，也就无法根据这两条河来确定玉理伯里山的方位了。如果取元刊本来一查对，“约罗”原作“押亦”，“伊苏”原作“也的里”，那么只要稍为懂得一点西北地理的人，就会明白原来指的是伏尔加河和乌拉尔河了。因为突厥人称伏尔加河为也的里，称乌拉尔河为押亦，蒙古人沿袭突厥人的旧称，只由于方言的不同，把乌拉尔河称为札牙黑罢了。《元朝秘史》中也提到过这两条河。《纪绩碑》里并且指出钦察族的居地“川原平衍，草木茂盛”，那么玉理伯里山在乌拉尔河和伏尔加河下游入黑海处，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样一部重要的历史书，清朝修《四库全书》的时候漫不经心，根据于敏中进呈的本子胡乱钞了下来，又改译了人地名，弄得百孔千疮，面目全非。现在中华书局根据元统乙亥（一三三五年）建安余氏勤有堂刊本重新影印，让他以本来面目与读者相见。这对于我们从事蒙古史研究的人来说，实在是值得欢喜赞叹的。
（原载中华书局《元朝名臣事略》卷首，一九六二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