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松巴呼图克图

[1]此种口操蒙古语之土族，分布于青海东北大通，互助诸县境内。其地为古昔吐谷浑故国，故颇有人主张土族为吐谷浑之遗民者。盖吐谷浑为鲜卑之分支，语言亦属蒙古语系也。在蒙古诸方言中，土语保存古音极多，清末俄国伊尔库茨克博物院副院长坡塔宁（G.N.Potanin），数游中国边陲，一八九二年著《中国之唐古特土伯特边地及蒙古中部》（Tangutsko-Tibetskaya Okraina Kitaya i Centranaya Mongoliya）一书凡两册，第二册所收集三川土族方言，即此种土族之言语也。三川者，青海民和县古鄯邑西南上川河上流之地名。嗣后美国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旅行时尚为使馆秘书）于一八九一至九二年作第二次蒙藏旅行，归著《蒙藏旅行日记》（Diary of a Journey through Mongolia and Tibet in 1891 and 1892），卷末似亦收有土族方言，惜手头无书，未能确言。輓近比国天主教普爱堂（Scheut）斯迈德（A.de Smedt）及田清波（A.Mostaert）两神甫，对土族方言研究最深，著有《土语文法及字典》等书，字典名《蒙法字典》（Dictionnaire monguor-francais），一九三三年由北平辅仁大学刊行。其所研究之地域，为青海互助县沙塘川上游之那林沟。

[2]此满人官号当与外蒙古那赖哈（Nalaiha）之唐代突厥文暾欲谷碑中之“裴罗”（Boīla）一号有关，参阅《通报》，一九二八年，第四四页。

[3]相传其地有旃檀树，叶上显现十万佛像，故有是称。参阅印度达斯（S.Chandra Das）之《藏英字典》（Tibetan-English Dictionary），第九〇页。寺外有八塔，相传为年羹尧所杀活佛八人之墓，故称塔儿寺，殊误。按塔儿寺为宗喀巴（Tsong-kha-pa，此云“湟滨人”，藏人称湟水曰“宗”，河滨曰“喀”，宗喀巴生此水滨，故有是称）诞生处，万历六年第三辈达赖喇嘛南坚错（Bsodnams rgya-mcho此云福海，一五四三——一五八八年）始命人建寺，但在建寺之前，已有人建塔，僧众环居其侧矣。

[4]详见下文。

[5]仙密寺在门源县大通河北岸克图河、桃拉河两支流之间，西距县城约百里。

[6]Se-chen即蒙文sechen，此云“聪明”。Rab-hbyams-pa为学位名，凡学完五大部经十三级课程者，均授以此号。清代官书噶布楚兰占巴（Bkah-bcu rabhbyams-pa）即此。

[7]用友人杨福龄先生译文。按此书著者为第三世章嘉弟子，传末谓金兔年写成，当为第十三胜生。然则第三世土观传写成于乾隆三十六年。

[8]敏珠尔呼图克图为青海大通县广惠寺法台。广惠寺为佑宁寺分支，故敏珠尔得居二班之列。北京驻锡地在黄寺。第三世赞普诺门汗（Btsan-po no-monhan），著有《瞻部洲广说》（Hdsom-gling chen-pohi rgyas-bshad snod-bchud kun gsal me-long），为著名藏文地理书。关于印度者，不可信，西藏部分，则极有价值。一八八七年，印人达斯曾译其西藏部分为英文，名曰《摘自“瞻部洲广说”的西藏简述》（A Brief Account of Tibet from dsam ling Gyeshe），刊于《孟加拉亚洲学会报》（Journal of the Asitaie Society of Bengal）一八八七年，第一部，嗣后俄国著名汉学家瓦西里（一八一八——一九〇〇年）又于一八九五年由藏文译为俄文，名曰《西藏地理》（Geografiya Tibeta）。

[9]Galdan为藏文Dgah-ldan之满蒙文读法，乃梵文兜率陀（Tusita）之译文，此云喜具。蒙语Siregetü直译为有座椅，在宗教上译为坐床（参阅《钦定西域图志》卷三第九页下），常与藏文Khri-pa对译。故噶勒丹锡哷图者，殆即藏文Dgah-ldan khri-pa之蒙译，意为甘丹寺法台。按甘丹寺汉名永泰寺，在拉萨东数十里，永乐十六年，为宗喀巴（一三五七——一四一九年）大师所建。名Ribo dgah-ldan rnams-par rgyal-bahs gling，译言喜具山全胜洲，永乐十七年，大师示寂寺内，遗座由学德俱优之高僧传坐，故西藏三大寺以甘丹寺为最尊。其法台为黄教掌教，职位仅次于达赖、班禅而已。驻京喇嘛右翼头班应即其人。

[10]拉萨西郊磨盘山上有永安寺，藏名功德林（Kun-bde-gling），机褚（Kyi chu，译名见《西藏赋》）河岸南有崇寿寺，藏名Che-mchog-gling；北区有阐宗寺，藏名Bstan-rgyas-gling，与Che-smon-gling合称拉萨四皇寺（达斯《藏英字典》，第二二页）。清制掌握西藏政权之大臣（Blon-chen，或称Rgyal-ehab，或称Sde-srid）例由上列四寺之呼图克图轮流充当。永安寺住持号称济隆呼图克图（Skyid-grong hu-thug-tu）。济隆多作济咙，一译济仲乃藏人读法，原为乾隆简派帮同达赖喇嘛办事之人。藏地初无一定庙宇，及用兵廓尔喀（Gur-kha）时，颇为出力，乱后遂将拉萨西北三日程之阳八井沙玛尔巴（Zhva-dmar-pa，此云红帽派）庙宇，交济咙呼图克图管理（《卫藏通志》卷一三下）。乾隆五十七年参赞大臣海兰察等于拉萨磨盘山之南麓，捐资五千，修建一寺，为济咙呼图克图驻锡之所。五十九年工竣，驻藏钦差和宁文其碑。六十年赐名卫藏永安（参阅《卫藏通志》卷六）。

[11]依《清会典》：“驻京喇嘛，大者曰掌印札萨克达喇嘛（执掌庙务之领袖喇嘛而有札萨克印者），曰副掌印札萨克达喇嘛，其次曰札萨克喇嘛，其次曰达喇嘛，曰副达喇嘛，其次曰苏拉喇嘛（Sula blama满文sula，闲散也），其次曰德木齐（蒙文Demchi，掌管庶务之人），曰格斯贵（藏文Dge-bskos，一寺殿之总管），其徒众曰格隆（Dge-slong，即比丘），曰班第（Ban-de，即沙弥）。”驻京呼图克图，曾加国师禅师号者，除章嘉、敏珠尔、噶勒丹锡埒图，济隆四人外，尚有洞科尔呼图克图（Stong-skor hu-thug-tu，湟源县洞科尔寺住持），果蟒呼图克图（Sga-mang），那木喀呼图克图（Nam-mkhah，贵德德千寺活佛？），颚萨尔呼图克图（Hod-zer？），阿嘉呼图克图（A-gya，塔尔寺活佛），喇果呼图克图，贡唐呼图克图，土观呼图克图（佑宁寺活佛），合计十二位。一九二三年，钢和泰著《十八世喇嘛文告译释》（《国立北京大学国学季刊》）一文，其喇嘛友人所开驻京活佛名单，则为阿嘉（驻雍和宫），敏珠尔（驻黄寺），La-mo-bde-chen-gser-khri（德千寺法台？驻福祥寺），洞科尔（驻雍和宫），Poddu-kun-hdus-glie-rje-drun（驻雍和宫，似为永安寺活佛济隆，文内恐有错字），拉卜楞Zam-sa（驻雍和宫）。或所记不详，或清末驻京之数如此云。

[12]友人于道泉先生译《馆藏诸佛菩萨圣像赞跋》注文二（《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第一卷第一期第八页）。

[13]友人祁子玉先生，青海互助县老幼堡人，与张家村隔沟相望，张家圣迹，皆其口述。

[14]《松巴佛教史》，第二二五页上五行：“山西某商人之子”。

[15]《清会典》，及钢和泰《十八世纪喇嘛文告译释》。

[16]魏源：《圣武记》卷五。

[17]《松巴佛教史》，第二二五页上七行，钢和泰《十八世纪喇嘛文告译释》第二页。

[18]《松巴佛教史》，第二二五页上一行，慕寿祺《甘宁青史略》卷一八谓多尔吉生于西宁北乡。

[19]《圣武记》卷五，第一八页下。

[20]关于章嘉事迹，《清凉山志》、《啸亭杂录》、《宸垣识略》、《京师坊巷志》等书，均有记载。惜目前敌机肆虐，避居山村，未能参阅。

[21]商卓特巴殆即Phyag-mjod之音译。

[22]参阅钢和泰《乾隆皇帝及大首楞严经》（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一九三六年第一卷第一期，第一二六——一四六页）。

[23]《卫藏通志》卷首亦收此序。

[24]唐代史料，但作“达磨”，无glang（象）字。此字殆后世喇嘛所加。依佛教传说：“释迦摩尼尚为菩提萨埵时，骑六牙白象，自兜率天隆于其母摩耶夫人体内，此象名阿兰札斡尔丹。”拘留孙佛时，有大悲十一面观世音菩萨自色究竟天下降，化入额纳特珂克僧伽罗（Simhala即锡兰）海边所埋之一蛇心旃檀树根内，阿兰札斡尔丹象卧于其上，弃宗弄赞命人逐象，取出观世音菩萨。象遂设恶愿，誓转一大力汗，坏其教律。即与唐武宗东西遥峙之毁法朗达尔玛也（参阅《蒙古源流》卷一及卷二）。

[25]元代音译作布恩端，所著《佛教史》已由俄人欧伯密勒（Obermiller）译为英文，参阅中央大学《文史哲》季刊第二期第一〇二页。

[26]参阅日人内藤虎次郎《烧失之蒙满文藏经》（《读史丛录》）。

[27]《满文大藏经》译于一七七三至一七九〇年间，译成，印为红字，分装一〇八函，贮存各大寺内。西人首先言及此书者，似为俄国汉学家瓦西理（Vasiliev），时一八五四年也。自此以后，穆璘德（Möllendorf）、劳费尔（Laufer）、伯希和（Pelliot）、内藤虎次郎、福克斯（Fuchs）等东方学家，对于满文《大藏经》之有无及是否尚存在等问题，进行长期讨论。一九三〇年至一九三七年七七抗战前夕，国内于热河、北京等地已发现满文《大藏经》五部，满文大藏经之存在已不成问题矣。

[28]参阅钢和泰《北京、圣彼得堡及京都复原之北宋汉字转写梵文颂》（On a Peking，a St.Petersburg，and a Kyōto reconstruction of a sanskrit stanza Transcribed with Chinese characters under the Northern Sung dynasty），《蔡元培先生六十五岁庆祝论文集》第一八〇页。

[29]参阅施密德《东蒙古及其诸王室史》，页四一一。柯瓦勒夫斯基（Kovalevski）亦谓：“雍正时，蒙文甘珠尔在北平校刊，十八世纪初叶锓板”。惟吾人须知雍正板不能视为蒙文甘珠尔第一版，康熙五十六年三月十九日已谕知蒙古喇嘛王公将蒙文甘珠尔付梓，大约五十九年三月以前即已完工。参阅钢和泰《似为西方所未知之藏文甘珠尔北京版》（On a Peking edition of Tibetan Kanjur which seems to be unknown in the West），一九三九年，第一一页。

[30]参阅拙著《突厥蒙古之祖先传说》注九（《北平研究院史学集刊》第四期）。

[31]参阅钢和泰《乾隆皇帝及大首楞严经》，哈佛亚洲研究学报，一九三六年第一卷第一期，第一四三页。

[32]参阅钢和泰《乾隆时代译为梵文道光时代译为汉文之西藏文书》（On a Tibetan text Translated into sanskrit under ch‘ien-lung（ⅩⅧ cent.）and into chinese under Tao-kuang（ⅩⅨ cent.））第七页（《北平图书馆图书季刊》一九三二年）。

[33]参阅内藤虎次郎《烧失之蒙满文藏经》。

[34]参阅钢和泰《诸佛菩萨圣像赞跋》。

[35]参阅钢和泰《诸佛菩萨圣像赞跋》。

[36]参阅钢和泰《诸佛菩萨圣像赞跋》。

[37]钢和泰《十八世纪喇嘛文告译释》第一〇页。

[38]参阅《卫藏通志》卷六“噶玛霞寺”条。

[39]参阅《卫藏通志》卷五福康安和琳等奏折。

[40]达斯《藏英字典》，第一一六一页。

[41]钢和泰《十八世纪喇嘛文告译释》，第六至七页。

[42]法金刚所著《第二辈土观传》，第四页下第一行。

[43]青海省政府民政厅编《最近之青海》第二六〇页《互助县土人调查记》“土司”条，又《说文月刊》第三卷第一〇期卫聚贤录有“李克用后裔家谱”。

[44]慕寿祺《甘宁青史略》正编卷三二，第一九页下。

[45]《清会典》。

[46]参阅《善慧法日全集目录》（Blo-bzang chos-kyi nyi-ma dpal-bzang pohi gsunghbum dkar-chag），第五页下面。

[47]关于此国地望，参阅《通报》一九一五年，第五九六页及一九二一年伯希和所撰专文。

[48]此书分十一章：一、笨教；二、佛教及笨教对于Kailàsa山（冈仁波齐峰）及Mánasa湖（玛法木湖）之争；三、西藏古史及中世西藏；四、西藏佛教之兴起及宏布；五、班禅传；六、宗喀巴传及传说；七、蒙古佛教之兴起及宏布；八、中国佛教之兴起及宏布；九、古代中国、藏人所知之经书、哲学及宗教；十、龙树（N ágàjuna）传及传说；十一、西藏各宗派杂论。参阅戈迪叶（H.Cardier）《中国书目》（Bibliotheca Sinica）栏（Col.）七五二。由达斯书内容观之，当系采取善慧法日书篡辑而成，非全译也。

[49]本文史事年代，多本此表。